和平时期，孩子们当然可以自由地去田野里掏苦菜，那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然，路人也可以自由往来。我们在山上，看到山沟里一个路人。“走路的，路走的，你妈嫁个卖酒的。卖酒的，家具大，把你妈弄成个红圪岔。你妈死下了，你就上路了！你到你外爷家个焉？是不是请你舅舅来检验？”沟底的路人被骂恼了，要上来打我们，怒吼，作登山状。“骂人的是贵福！骂人的是贵福！！”我们七嘴八舌乱喊，四散跑路。哥哥李贵福哇哇大哭，几根草撒了一地，大姐李贵箱、二姐李贵梅拖着他，往家跑。那时，我的草筐，想来一定是空的吧。姐姐李玲艳的肯定是已经装满了，“卫卫、正正，我们快走！”姐姐的声音，是我这一辈子听到的最安全的声音，穿越时空，扎根在我灵魂的最深处。

上次去县城，在米西山大超市，姐姐在那里做蔬菜整理导购。“哎，正正，你把这把苦菜给三妈捎上，三妈最爱吃苦菜就饭。”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在他眼中，我永远是跟在她身后提着空筐的小正正，除非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她很少唤我李典正，虽然我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不要，不要！家里满山遍地都是了，我给你买桶油吧？”“哎，不要，我这可方便了。”方便是方便，姐姐的工资可没多少。家长里短聊了一会。

我们上小学时，晚自习用自备的煤油灯。我和卫卫的是姐姐做的，姐姐的当然是自己做的。姐姐把用过的墨水瓶，小心地洗干净，瓶口朝下，倒放在旧作业本上。这个作业本不光正面写得密密麻麻，背面也是毫无空隙，晒完瓶子，肯定还要晾干放火炉用。女生宿舍住十几个人，冬季的火炉，大多时间都是姐姐在生火。姐姐只要放火一次，而其他女生至少要放火两次，没呛死的都是命大。而宿舍里的女生大多只结一次婚，少有两次，姐姐的婚姻之火放了两次，每一次都呛人。

第一个姐夫，赫正材，名字中也有一个正字，可是后来邪了门了。姐夫上小学时，学习也还可以。晚自习也是上的，他的煤油灯和我们的一样，同一个人制作的。后来我常常地想，为什么不是姐夫做一个煤油灯送给姐姐，而是姐姐做了个煤油灯送给了姐夫，还是姐夫向姐姐要的？总之，姐夫的煤油灯是姐姐做的。后来，姐姐家的地是姐姐种的、姐姐锄的、姐姐收割的、姐姐拉回来的、姐姐送上场的、姐姐用连架打的、姐姐把粮食再拉回家放进粮窑里的。孩子是姐姐生的、姐姐扶养的、姐姐又喂了奶羊、下奶养大的。姐夫哪去了？

好多年后，姐姐看到了我书房里旧物中的煤油灯。未语先有泪花在眼眶中闪光，很像她少女时代，小学毕业时拒绝继续上学时眼中的泪光。“我给赫正材也做过一个煤油灯，我的倒霉正是从那个时侯开始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她有做过一煤油灯在赫正材手里。其实，我也更知道，她的倒霉至少在小学开始的，或许更早，或许稍晚。

参考文献

[1]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