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证明，我们对常俊青老师的录音，那是很有用的。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当年唠唠叨叨的老师，很让我们讨厌，到一定时间，我们发现，他说了好多有用的道理。小迟跟我说，她后来听了不下二十遍。她说：“很有用，常老师说的是干货，她说出了秘密。常老师实实在在的好人，我们请对人了。”

那时候，姐姐已经老了，老得跳不动广场舞了。但是，她眼不花、耳不聋、头脑很清楚，还能每天到广场上走走、转转、看看，找相似情况的老头老太太聊那么一会儿，前三十年、后五十年，张家长、李家短的。当我的助手迟艺雪去找她的时候，没话了、卡壳了，嗯嗯啊啊。

两个月以后，小迟跟我说，有突破。真好，老太太感冒了，不轻不重，刚好合适。我说，小迟你什么意思？老太太感冒了，你还说好！小迟说，快好了，她开始乐意跟我说一些事情了。

她跟我说起了她的早年。

小时候，我家喂头毛驴。棕灰色的毛，长得比一般的黑毛驴矮，可是它的劲儿比黑毛驴大。那头驴很乖，我经常赶着它去灌水。水在山下的沟里，人住在山上，要靠毛驴去驮。

两只大木桶，用一根粗细比较均匀的木棒串在一起，这根木棒叫水棍。两木桶间隔宽度要比驴宽，类似骑马，两只桶像两条腿，分在驴肚子两也。水棍搭在专为驮水而特制的鞍子——水鞍上，为防止桶向两边溜走，中间用绳子、皮带、或铁链子，连接拴住两只木桶内侧的桶耳，水棍就是穿过两桶的四只桶耳。水鞍固定好，提上小桶(木的、或铁的，后来也有塑料的、皮桶子——较软的塑料。)，拉着毛驴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

到了沟底，那是泉水。山上缺水呀，沟底地水也不多！把驴拴在有草的地方，或者，弄一些草到拴驴的地方。反正驴要吃草，不是驴过去，就是草过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然后，坐在井边等水。看到井边有人等水，走在半坡的人看见了，吼一声，你的快够了没？如果说刚等上，半坡上的只能掉驴头回家。

你坐在井边等呀等，泉水在不紧不慢地往出渗，驴在不紧不慢地吃草，时不时打个响鼻——突儿、突，一长一短。太阳慢悠悠地从山坡上爬，照在那也的苜蓿地里。驴望着眼馋，驴的眼里都流出了泪。驴生活的也很苦焦呀，在这些地方人牲口受罪。

乡教委的一个老教干，教育局派到乡上的专管教育的行政工作者。他是夏州区教育界的传奇人物，黑脑老刘，刘黑脑。县城到自成乡有百十里路，途经两个镇。一进入自成乡的地界，他就刻意寻找，尤其是某个干旱的春天，老农赶个毛驴，在半山坡上哦哦喊喊。这个组合在地里耕田，尘土飞扬。黑脑老刘来劲儿了，跟教委的会计说，什么叫人牲口受罪？刘黑脑指着尘土里的毛驴和后面戳驴屁股的，像有什么新发现似地说，这就叫人牲口受罪。

黑脑老刘还有很多地典故。

他在另外一个乡沟里当教干，那时候正在普九，他正在打扑克。教育局副局长打来电话，问，你们学区有没有安危房。刘黑脑的脑虽黑，但脑壳利、脑子灵，不灵也当不上教干。他当然知道这么问是什么意思，顺口就说，危房，有，有，在中心小学，裂缝很大，都快倒蹋了。

局长说，有就准备迎接领导，省教育厅副厅长带队的普九小组，两三个小时后就到。

刘黑脑扑克一扔，快，快给咱雇一群后生。干吗？给咱们把下面那排库房撬了，推倒，快。淋着不太大大的中小雨，砖窑房子撬坏推倒了。省教育厅刚好到了，直拔的危房改造款到局里了，刘公黑脑只分到了一小部分。

一天中午，出差已久的乡教工会韩玉英副主席回来了，来扑克场打了个招呼。黑脑刘又把扑扔下，让观场的孙老师替，走了。没过十分钟，回来了。问干什么去了，走得那么急？他没说上厕所，也没说有事，他说做了个广播体操。大家，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