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举考试和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实施的考试招聘制度（包括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环节进行比较，可以对科举考试的直接效度有更直观的认识。笔试成绩上线有资格进入面试环节的人员总体上素质优于笔试成绩没有上线的人员，但是在没有上线的人员中肯定有综合素质优于上线人员、更适合于招聘岗位的个体。但是由于笔试的方式在形式公平上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同时时间和经济成本最低，因此在报考人员数量远大于招聘计划数量时，采用笔试先行筛选成为普遍的方式。
（2）科举的扩展效益非常理想。高度统一的组织体制、考试的标准化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完美结合。
中国从秦代开始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秦不过二世而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手段过于残暴，没有找到理想的立国指导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立国的指导思想，所以国祚延绵，但是实行察举制度，评人用人的先决权在地方，逐渐被地方世家大族把持，朝廷的管理权被架空，士人只知有乡绅、父母官，不知有朝廷。至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本意是贯彻曹操的“唯才是举”观念，在社会人口流动加速无法再实行察举的情况下，给人才的品评建立一个标准化的量化的体系，结果掌握评价权的中正官被世家大族垄断，“唯才是举”异化成“唯门第出身是举”，从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朝廷在用人和政治决策上也要看世家大族的脸色。南朝宋文帝时大士族王球断然拒绝文帝让他与出身低微的中书舍人徐爰交往的要求：“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⑥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科举制度改先荐后试为只试不荐，这一“减法”减掉了地方官员和乡绅的评价权，减掉了世家大族对国家治理的把持权，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①评价主体高度集中：由察举的层层分权和九品中正的世家大族把持到科举的中央集权，由于撤除了中间环节，沟通了士人与朝廷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强化士人（任用前）和各级官员（任用后）对朝廷、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科举考试面向社会大众，不问财富、不问地位，唯才是举，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精神，有利于天下归心。②科举考试创造了一种寓德育考核于智育考核、寓综合素质考核于纸笔考核、用标准化的刚性的形式考核综合素质的方法，考试内容显性育德和考试过程隐性育德功能的结合，保证了及第士人的较高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考试内容上以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为圭臬，强调忠君、爱国、爱民，强调伦理道德，读书过程是接受圣贤思想浸礼的过程；同时由于学习和应试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磨炼自己刻苦求知、坚忍不拔的意志的过程；此外，由于考试选拔制度设计的标准客观、机会均等、过程规范的导向使考生参加考试的过程也是接受平等、公正理念的洗礼、隐性育德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通过科举选拔的士人总体上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刘海峰指出：“宋末、金末、元末、明末都出现众多死节进士，这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的进士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国家危难之时，总有进士挺身而出，承担起捍卫国家的重任，像南宋末年誓死捍卫赵宋朝廷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皆为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⑦易中天也认为：“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由于深受‘忠君爱民’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⑧③科举考试践行唯才是举、机会均等，打通了底层通向上层的纵向流动渠道，消解了有思想、有理想的士人对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现状和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有的举子出身底层，对民生疾苦和百姓诉求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和了解，一方面可以在应试答题过程中下情上达，另一方面有利于今后的仕途生涯中施政有方、接地气。
总之，科举取士制度与国家治理制度之间实现了体制同构，政治同构，文化同构，教育同构，具有很高的扩展效益。美国的福山认为：“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早期社会组织，都以父系家族的血统为基础，建立国家是为了克服部落社会的局限。”“建国者想方设法让个人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地方上的亲族团体。”他探究了中国的历代王朝为什么在崩溃后还能再次统一的两个原因：（1）“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结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指人情、血缘等）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⑨“任人唯才”；（2）第二个原因是“共同文化”：“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里阐述了从周朝的封建制（邦国制）走向自秦开始一直绵延到清朝的郡县制的历史脉络。他认为实行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好处是：（1）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天下归心”；（2）促成了用文化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维持大一统的秘密。”⑩
（3）科举考试的溢出效益非常复杂，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上文在阐述驱动和制约评价制度改革的文化和教育因素时，指出科举考试促成了读书求知的氛围、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但在强化求同思维的同时也压抑了士人的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引导士人远离生活实践失去了创新精神的源泉，这些都是科举制度的设计者在设计时没有想到但在实施后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其正面和负面溢出效益的表现。
3.高考改革的曲折历程是公平和效益因素交互作用、螺旋式演进的过程
（1）建国后最终采用统一高考的形式主要是出于对操作效益的考虑。
对高校招生到底是统一招生还是联合招生或者学校单独招生，建国后有过多次讨论和纠结，从质量效益和操作效益的角度作过完全不同的决策。最初从操作效益（管理和操作）因素考虑放弃了学校单独招生，经由大区内联合招生过渡到全国统一招生。教育部1952年指出：“如不实行统一招生，将会发生乱招乱拉学生的现象。”?1953年阐述统一招考的好处：①可以有计划地增加学生来源；②既可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也可适当照顾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③可以防止有的学校过高要求，有的学校过分降低要求。
但统一招生实行若干年后，其缺点也暴露出来，主要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教学质量。由此有过三次实行学校单独招生的决策。第一次是1955年5月高教部组织招生工作座谈会，提交会议的讨论稿指出：“由于统一分配对于学校的特殊要求和部分学生的升学志愿照顾不够，致使一些学校教学工作发生困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已经入学和即将入学的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拟终止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的统一招生，而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省（市）指导之下的各高等学校自行单独招生的办法。”?但因座谈会上除个别学校外大多数都主张继续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而作罢。?第二次是1957年高教部再次提出“由全国统一招生过渡到以联合为主单独招生为辅的招生办法的初步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仍然是统一招生的意见占上风。第三次是1958年教育部再次提出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者联合招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社论，阐述此举有利于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将会大大发挥地方和高等学校的积极性。但是在全国招生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单独招生有困难，因此仍采用统一招生形式。由此可见，主张维持统一招生办法，主要是考虑节省人、财、物的投入，有利于学校完成招生计划、学生就近报考，主要是基于操作效益的考虑；而指出统一招生的缺点，主张过渡到联合招生或单独招生的意见，则主要是为了在评价选拔环节体现学校的专业特性，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同时有利于学生到他喜欢的学校或专业学习，激发学习兴趣，是基于质量效益的考虑。
（2）恢复高考后仍然采用统一招生的形式，但是围绕着效益和公平，在评价和选拔方式上进行了多样的探索实践，呈现两条鲜明的主线。
一是注重质量效益。围绕这条主线，采取了逐步扩大高校的选择余地、让中学通过“预选”加入评价体系（有利于在评价过程中发挥中学的作用使评价更全面）、对思想品德优秀、艺体特长和学科竞赛优胜考生予以加分、在统考招生以外采取保送、自主招生等多种措施。
二是注重公平。耐人寻味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高考改革的一些措施看上去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举措完全是针锋相对，逆向操作：（1）与前一阶段逐步扩大高校的选择余地相反，平行志愿把高校的选择空间缩到最小；（2）前一阶段次第推出的对思想品德优秀、艺术体育比赛、学科竞赛获奖学生的加分政策被逐步缩小乃至最后全部取消；（3）保送生、自主招生的名额被严格控制，其中保送生逐步缩小。出现这样的逆向操作是因为社会对高考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统一考试刚性标准高度认可，而对体现综合评价的改革举措的柔性标准能否保证公平心存疑虑。
（三）公平与效益之间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平与效益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但在本质上、深层次上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互相依存的。马捷莎认为：“当我们将公平的视野跳出平均的圈子时，就不难发现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效率决定着公平”，“公平制约着效率。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社会。”?潘懋元先生也说：“现实中的这对概念，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公平，但必须不断地提高效率。如果不提高效率，所谓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
深入分析，公平与效益之间具有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关系。首先是互为前提。前文认为考试的信度实际上对应考试的程序公平，考试管理规范、程序公平、信度高，是选拔实现高效益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考试的效度高，考试结果真正反映了组织者的目的和意图，这样的选拔在实质上才是公平的，如果考试的知识点很偏，水平较差的考生运气好碰上了得了高分，水平较高的运气不好得了低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强的在笔试考试中得了低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弱的在笔试考试中得了高分，这样的选拔结果如果与组织者的意图不符，那么也是不公平的。其次是互相促进。公平有利于促进效益：考试选拔充分开放、机会均等，考试选拔过程规范有序，考生由公平感而产生愉悦感，有利于增加学习和考试质量；此外公平公正的制度设计和通过刻苦学习取得好成绩的过程本身就有陶冶、熏陶、育德功能，本身就是增加素质和效益的功能；效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平：考试的质量高，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促使学生素质增进，这样的制度才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公平，否则如果只是考试能力的增进，只是分数的公平，这样的公平是低质量、低水平的公平。其三是互相制约，甚至互相产生负面作用。互相制约指的是指向一端的制度设计和改革一定会受到另一端因素的反向牵引，其中尤以公平性因素对指向提升效益的改革的牵引更为明显。互相产生负面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察举制和科举制的兴亡：察举制在表面上看来对素质的要求很全面，有利于选拔适合国家治理需要的人才，但其制度设计却在公平性保障上留下很大的漏洞，最终因为不公平而造成低效益甚至非效益，导致制度的被取消；科举制在追求形式公平上走到极至，但却到了畸形的地步，最典型的是居然为了形式公平而发明出八股文这种考试专用（生活中毫无实用价值）文体，更为荒唐的是：清代殿试阅卷居然只能用书法水平高低来定取舍?，形式上是公平的，但是和考试选拔的目的、意图南辕北辙，最终也被废除。
三、推进和扩大综合评价改革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
从高考改革、中学课程改革和大学育人模式改革的趋势看，综合评价的推进和扩大、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和统考统招、注册入学等多种入学模式的并存是大概率事件。纵观我国的评价制度，从综合评价向统考评价（分数评价）转型，又从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向综合评价演进，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从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再次转向综合评价，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公平和效益必须兼顾，不能偏废。
既不能在没有建立有效保证公平的制度和机制的情况下，为了提升效益贸然推出超越客观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举措；也不能置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于不顾，看不到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需要大幅度提升国民素质，固守传统的评价的选拔模式不变。
（二）报考不设门槛，坚持教育机会均等、坚持起点公平，是必须坚持的良好传统。
科举考试区别于汉代察举，最本质的区别是察举先举后试，科举直接进入考试，撤除了初选的羁绊，堵塞了地方官员私心作怪、所举非才的漏洞。从而一方面为国家开辟了最宽广的选材路径，使得“野无遗贤”；另一方面为有志之士纵向流动、在报效国家同时实现人生抱负开辟了最为广阔的人生通道。高考从最初的政治审查到后来的思想品德考核、综合素质评价，从最初的年龄和婚否限制到后来的撤销限制，也体现了“把一切教育给一切人”的海纳百川般的胸怀。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试点之初，实行学校推荐，考生范围只局限于少量重点中学，违背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后来及时纠正，向全体学生开放。高职自主招生一开始只允许应届毕业生报考，后来也向往届生开放。浙江的“三位一体”招生试点之初就向全体考生开放，允许学生报考多所院校，而且允许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不局限于“三位一体”招生学校。浙江的高职提前招生实行一档多投，允许学生在“预录取”的学校中自主选择。凡此种种，均体现了开放的胸怀，体现了以生为本、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这是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必须向以科举和高考为代表的统考评价（分数评价）招生模式学习的优点。
（三）正确处理国家统一考试、高校自主测试、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四方面评价要素的关系，是综合评价招生改革必须下大力气研究的大课题。国家考试的中流砥柱作用必须保持。
综合评价招生应该把统一考试作为重要的评价要素，从而有利于国家意志的体现，有利于向心力、凝聚力的强化，有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所谓综合评价，是多主体的评价、多方式的评价、多要素的评价。汉代的察举，既有百姓的口碑、又有地方官员的品评，又有朝廷的考试，是典型的综合评价。但是由于世家大族的强势，把持了初评关，割断了民间优秀士人和朝廷的直接联系，大大削弱了朝廷考试的功效。科举撤销了地方的推荐权，采用统考的形式直接体现国家的意志，高考继承了科举的这一基因。从国际视野看，无论是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还是美国等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国家，在综合评价中统一考试（国家直接举办或委托社会考试机构举办）均居于核心或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SAT考试从2016年实施改革，在阅读题中加入《独立宣言》、《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纲领选段。有评论就认为体现了价值观教育的取向。?高考一方面通过统一时间、统一试题、统一评卷标准、统一分数使用方式等隐性课程因素在潜移默化中让考生感受国家力量、国家意志，强化了考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群体意识，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强化考生的公平正义意识；另一方面通过试题内容的正面表述，强化爱国主义、诚信友爱、诚实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此外，统一考试的试卷一般知识点覆盖面较全，有利于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学习基础知识。因此，综合评价招生应该把统一考试成绩作为核心的或者非常重要的评价要素。
关于高校自主测试、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等评价要素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笔者在《从利益相关者到评价主体:高校招生评价体系的要素及结构变化分析》中有详细阐述。?
（四）综合评价招生应整合多种评价形式的优点，提升评价选拔的效度。
如前所述，高考继承了科举考试有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基因，但是高考与科举考试毕竟有所区别。除了前文已经阐述过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上的区别，还有一个区别是时代环境的区别：科举考试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与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劳动的科技含量低相适应，科举考试一方面在科目设置上偏重四书五经等人文政治类科目，一方面在考核方式上偏重于记忆和理性思辩，科举的最终被废止就是因为不能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科学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相应地高考也把数理化作为重要的考试科目。高考继承了科举考试的单一笔试考核形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实行精英教育模式，选拔出来的学生经过大学教育培养后一般都能全面发展，能适应工业建设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随着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人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成为社会的紧缺资源。要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相应地必须改变传统的评价选拔模式。单一的笔试考核形式已经无法满足高校对评价和选拔新生的需求。从高校的选拔目标分析，不同的高校类型对新生的素质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高校招生环节应搭建高校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考核、多元考核的平台。
（五）综合评价要与分类选拔、多元选拔并举，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高校、专业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价选拔模式，并非所有学校、所有专业都要采用全要素综合评价。
（六）确保公平是综合评价改革成功的前提。
察举最终被科举取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能保证公平性的评价制度最终也是没有效益要被历史抛弃的。从长远看，当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公民的法制意识、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大幅提升，综合评价的公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目前而言，高考招生探索和推进综合评价，必须化大力气加强试点监管的薄弱环节，补好管理短板，完备公平保证体系：一是根据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逐步向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属高校纷纷加入试点的实际，在教育部统筹下，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和考试管理部门的积极性，建立中央与地方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二是以高校综合测试和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为重点研究和实施加强管理的有效措施。浙江采用客观写实、学生互评（占70%权重）和公开公示的系列措施以保证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采用考生考官和考场随机匹配、建立命题保密机制、全程录像、信息公开等系列举措以保证高校综合测试的公平公正，值得总结提炼。
注释：
①边星灿：《平等与效益：教育决策的两难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②④朱德全：《教育测量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0～111、121 页。
③刘新平、刘存侠：《教育统计与测评导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⑥[唐]李延寿：《南史(卷 23)》，中华书局 2016 年版。
⑦刘海峰：《科举政治与科举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⑧⑩易中天：《帝国的终结》，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05 页。
⑨[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208、283页。
?教育部：《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稿)》，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326页。
?马捷莎：《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潘懋元：《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决策的依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期。
?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卷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南华早报》记者：《美国新SAT考试将如何向易受影响的中国年轻人灌输美国价值观[EB/OL]news./iional/1000/20140829/18746041.html
?边新灿：《从利益相关者到评价主体:高校招生评价体系的要素及结构变化分析》，《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3期。
作者边新灿，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杭州 310012）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高中课改的促进、倒逼和对策研究”（课题号1611010296A）和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我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因应对策”课题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余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