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
2017年第1期
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蔡正道
2016年12月20-21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承办的“第十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东吴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日本福冈教育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安东大学、韩国忠南大学、越南社会科学院等数十家海内外高校、科研单位、文化单位、科举博物馆及出版社的11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在十代繁华之地南京，“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的秦淮河畔召开大会。开幕式在紧邻着南京夫子庙与江南贡院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举行，由秦淮区常委、宣传部部长何素玉主持，秦淮区常务副区长李江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李世愉研究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先生、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领导专家先后致词，并请到黄炎培先生的外孙、蔡元培先生的孙女参与捐赠仪式。主办单位还组织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预开馆”导览参访，与会学者专家惊叹其“高端、大气、上档次”。大会闭幕式由秦淮区文化局局长赵久明主持，各组主持人汇报分组讨论情况，并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致词，最后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做大会总结。
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科举文化与中华文明”“科举与南京城市文化”“江南贡院研究”“科举文化遗产与申遗研究”“科举学研究”“其他相关科举专题研究”等六个方面，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74篇，对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将研讨内容分类综述如下。
一、科举制度研究
这里将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大致区分为“断代科举制研究”和“外国科举制研究”。关于断代科举制度，首都师范大学金滢坤教授《五代科举考试的贡献》指出，传统对五代科举评价不高，但其研究却发现，五代科举在唐宋科举变革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诸如催生殿试、实行“逐场定去留”，以及一些作法对科举考试的公平、监督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宋代与明代是科举制度重要发展的朝代。纽约市立大学荣退教授李弘祺先生《宋代科举解额制度的政治及社会意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姜传松副研究员《北宋前期科举制度演变的若干特征——基于《续资治通鉴》的考察》，及安徽师范大学孙德玉教授《宋代科举考试公平探微》，都讨论到了宋代科考的公平性问题。李弘祺先生指出，宋代科举的解额制度是设计来推行政治或社会控制的机制，带有浓厚地缘政治的考虑，但其最终却由牺牲给予人人平等机会的单纯理想，而实现了社会稳定的“大公”。河南师范大学牛明铎讲师《明代科举保结制度的发展》论述了保结制度对科举选才的正面贡献，然明后期因官场腐败，却也导致此制度成了腐败工具。
科举制度改革方面，凤凰出版马渭源编审《论景泰科举改革及其历史影响》，及淮北师范大学吴航副教授《论明崇祯朝科举改革的尝试》，均介绍了明代前期与后期的科举改革。景泰科举改革为“中兴”大明选拔和储备了一批高素质的官僚人才，并影响到后来大明帝国的历史发展。而崇祯朝的科举改革如扩大一甲进士的选取范围、庶吉士制度改革等，对挽救政治危机虽有积极意义，然却因其性格因素而使改革未能收成。
作为帝国最重要的制度支柱，科举还包含安抚士子、稳定社会的制度设计，这从“副榜”和对“落地举子”的照顾便可窥知一二。河北经贸大学张森讲师《清代顺天乡试副榜研究》利用乡试录探究了顺天乡试副贡的地理分布、中式年龄、社会地位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贺晓燕助理研究员《论清代科举落第条例之“安抚”措施》则介绍了清代从各个角度制定了一系列安抚落第举子的措施。两种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与伦理价值都有所帮助。
考试相关人员的选派与组成，是科举制度中重要的一环。西北民族大学杨惠玲教授《论科举对宋代学官管理的影响》论述了宋代学官的出身限制，其考选以科举为指导，并以生徒科举及第率为考核标准。湖南大学李兵教授《元朝乡试考官论》详述了元代乡试考官人数、考官选聘与考官工作。日本东北大学三浦秀一教授《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则从思想史观点切入，理解提学官对各省乡试实际的参与情况，并指出明正德期以后，提学官也与一部分外帘官一样，得以参与到将明朝科举理念具体化的乡试现场。李文指出，外帘官、监视官于元代虽被禁止干预审评，但实际操作过程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衍生出许多弊端。三浦的文章则指出，明代外帘官的干预虽违反祖法，但他们部分的人却认为如此“违法”行为才是真正可以发挥科举理念的地方，这也是提学官参与进乡试的原因之一。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清代乡试考官的选派》说明了清代政府在沿袭明制使用京官的同时，又采取“考差”这种与历代不同的试差乡试主考官和选派方式的手段，充分显示了清廷对考官的重视程度。
科举存废与改革向来也是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南昌大学吴根洲教授《科举存废之争与科举改革》详述了唐宋明清的科举存废之争，并指出这些争论最后都客观地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完善。湖北大学李木洲副教授《科举制兴废的人学视角》试图以人的需求层次解释历朝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从中可以看出国人需求层次的递升，最后以此理论解释了科举制遽废之因。
科举制度的传播特别影响了韩、越两国。本次会议共有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七位学者，于大会中介绍自身国家的科举制度。首尔大学朴贤淳副教授在大会主旨发言时报告了《韩国的科举学》，将韩国于1960年代以来的科举研究领域与方法作了系统性介绍。韩国安东大学郑震英教授《17-19世纪岭南地区士林阶层的政治失势及其对科举的战略性应对》、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丁淳佑教授《从18世纪日记看朝鲜的科举考试和成均馆生活》、韩国忠南大学李愚辰研究员《湛轩洪大容的科举制批判及人才录用改革方案》及韩国忠南大学崔光晩教授《朝鲜后期的课试与科举》，四篇论文从不同面向研究了17-19世纪韩国的科举制度，或与科举制度相关的议题。
越南社会科学院丁克顺研究员于大会主旨发言《越南儒学科举及其对越南文化与教育的贡献》简介了越南从李朝以来施行儒教科举的概况与贡献。红河学院叶少飞副教授《越南李朝（1009-1225）的儒术、谶纬与科举》叙述了以佛教为国教，以儒术治国的李朝，在开设科举后儒家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影响。关于黎朝科举研究亦有两篇：台湾中正大学潘青皇博士生《黎朝科榜人物的整理与分析——以《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为例》，讲述了黎朝开科取士的状况、进士人物的分布对越南的影响与功能。台湾朝阳大学耿慧玲教授《越南黎朝科举制度在儒学教育上的作用试析》，则尝试回答科举制度在黎朝的功能、如何与官僚结合以及儒学教育如何推行，兼与中国比较之。
二、科举与政治行政
科举作为帝国王朝的选官制度，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调控器，不管是官员的任职与培养，考试内容，或地方社会的结社等，都因科举而带有高度的政治意涵。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周腊生教授《南宋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介绍了高、孝两朝的状元仕途及其原因。华中师范大学林岩副教授《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以殿试对策为中心》则试图在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士子于殿试时的主体意愿拉入考察，认为南宋殿试是一个多方势力角逐的场域，且有着允许批评意见的缺口。
厦门大学陈永福教授《明末复社组织特征及其性质重探——兼论与科举的关系》在比较了两种对复社性质的不同观点后，以其与科举制度的亲近性和成员动机指出，单纯将其视为东林党的继承者是有瑕疵的。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明代进士群体的分甲规模及其成因》，从统计数据中论证了二、三甲的比例除了适应了不同官缺的需要，又体现了选官制度的高度公平性。
科举与任官研究方面，广西师范大学邹长清副教授《乾隆至光绪年间的新进士培养方式探讨》、香港科技大学陈必佳博士生《试析清代进士的入仕与官职----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进士题名录的匹配》、香港科技大学张乐翔助理教授《清代官生应用捐纳的统计——以嘉庆三年〈川楚善后筹备事例为例〉》。后二者利用大数据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进行的科举相关研究，值得学界注意。
有三篇论文从不同侧面观察清代帝王如何透过科举考试达到其希求的政治效果。淮北师范大学冯建民讲师《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关联》，及福建师大张广博士后《“不劳兵之法”——科举制度与清王朝的确立和巩固》，都提到了程朱理学成为清王朝实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前者指出科举考试有大量试题内容有明显的经学立场、批判心学，后者则指出清透过科举与八旗科举，对巩固清王朝和促进族群融合都有所帮助。河北经贸大学李阳助理研究员《清代己未词科和丙辰词科的比较研究》比较了康熙朝与乾隆朝博学鸿词科的背景、人员与评价，前者达到了稳定政局的效果，后者虽多是炫耀国威，却也对学术影响深远。
三、科举与社会
不少学者关注科举“在地”的地域研究，以及社会流动和科举家族的成形。关于科举地理或地域性科举研究，安徽师大丁修真副教授《科举的“在地”：科举史的地方脉络——以明代常熟为中心》，以科举群体专经活动的动态分析为方法，爬梳明代长熟地区的相关史料，期望回答人才产生如何可能，科举如何嵌入地方社会等问题。福建师大刘明鑫博士生《论明代南京乡试及其对南京众多行业的影响》讨论了乡试经济的种类、规模及其对南京行业的影响。鲁东大学陈长文教授《明清科举背景下南京地区教育慈善事业研究》则讨论了明清时期南京教育慈善活动的特色与原因。
厦门大学博士生许露《论鼎甲文化的现代启示》和淮北师范大学刘佰合副教授《安徽在清代科举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都以安徽作为鼎甲大省展开讨论。后者以乡试举额数指出安徽作为乡试小省，以科均进士数和举人进士比说明安徽为进士中省，最后以鼎甲数与进士鼎甲比说明安徽何以能与江浙并列鼎甲大省的原因，这一层层的递升显示了安徽独特的科举格局。独立学者沈登苗《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用更细致的方式重新处理了旧题，以期为“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