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6期
“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蔡正道
2017年9月22-2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在武汉召开。来自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台湾成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韩国全北大学、韩国岭南大学、韩国大邱加图立大学等数十家海内外高校、科研单位、文化单位及出版社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研究生，齐聚在九省通衢之地。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主持，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冯天瑜资深教授、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刘海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教授、韩国岭南大学朴云锡教授、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等领导专家与来宾代表先后致词。大会闭幕式由广东工业大学乐云主任主持，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来明教授做会议总结，并由韩国全北大学郑元祉教授、天津市教育与考试研究所栾惠琴常务副所长、上海嘉定博物馆邵辉馆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策研部林倩倩主任致词。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深刻的全面的联系。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着“科举制度与中华知识体系”“科举制度与中国思想文化”“科举制度与东亚文明”“科举制度与民间社会”“科举制度的现代启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科举”“科举文献与科举文物”“其他相关科举专题研究”等八个方面，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对科举制与科举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现将研讨内容分类综述如下：
一、科举制度研究
对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向来是科举学重要的面向。武汉学院曾军教授撰写的《宋代科举之〈三礼〉〈通礼〉科与宋代礼学著述》，通过考察《通礼》科与《三礼》在宋代科举中的存废与宋代理学著述情况，厘清宋代科举与宋代礼学的关联。由于宋代科举评价标准较宽，这就对学术思想在开放性上有所帮助，宋代礼学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环境下有着平民化、实用化的倾向，并落实到社会治理，开辟了独特天地。浙江大学叶晔副教授《落第再试制度的沿革与宋元明文学的流动机制》从考察唐宋取解与明清乡试出发，分析了这种差别的制度背景，指出宋元明落第再试制度的沿革，改变了近世人才在阶级流动、地理流动与文学流动的基本模式，并于文末提出乡试性质界定的重要性。
清代考官研究方面，教育部考试中心胡平研究员《科举考试的考官回避制度》简述了清科场考官的回避与阅卷官的回避。前者又分为同籍回避与同场回避，后者则阐述了（顺天）乡试回避、会试回避与另考回避。厦门大学娄周阳博士生《清代乡试主考官构成之变动——基于来源、品级的分析》透过对乡试主考官之来源与品级的量化分析得出，无论来源或品级皆呈上升趋势，可见竞争之激烈程度增加。究其原因在于主考官选派制度的改革，任考官对仕途升迁与建立人脉资源都有帮助，而考官待遇优厚亦是原因之一。
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清朝驻防八旗科考刍议》从驻防八旗的乡会试的历史发展与各地驻防的考试成绩，说明了科考除了在清后期部份解决了八旗子弟的出路问题，更显示科考在促进满汉的民族融合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河北经贸大学张森讲师《清代顺天乡试正榜中额研究》介绍了清代历朝顺天乡试的正榜中额与其相关的变化调整原因。
宁波大学刘希伟教授《“府案首”与“院案首”：概念误读与辩正》考证了清代基层科举考试的重要概念“府案首”与“院案首”，纠正了长期以来以为其是“全府第一”，具有“唯一性”，指出每一府试是分县命题、分县发榜，故而每县均有一名“府案首”。
二、科举与文学
本次从文学视角出发的科举研究论文数量占了研讨会的三分之一。透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能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对个人身心状态与对时代精神的影响。
以唐传奇和唐诗为物件，凯里学院陈际斌教授《以唐传奇行卷的若干个案研究》首先梳理了近代学者对唐传奇行卷在观点上的争论，接着用元稹的《鸳鸯传》、李贺“欲雕小说干天官”、牛僧儒《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及其他作品作为案例，分析指出传奇虽不完全是行卷，但在文体或动机上确与行卷有关，暗示了以唐传奇“行卷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度。中南民族大学卢海涛《唐代科举制度与“诗家三李”诗歌精神之流变——兼论科举对唐代诗风嬗变之影响》试图从科举角度来观察“诗家三李”——盛唐李白，中唐李贺与晚唐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同样都无缘中举，也会对三位有着不同的意义并影响其诗歌表现，这对探寻科举制度对唐代诗风嬗变之影响能有更直观的把握。
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元代茅山道士张雨的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兼谈论科举与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研究路径》除了详尽介绍元代最著名的道士诗人张雨（1283~1350）之生平、文学创作与宗教体悟外，也从其身为宋代科举世家之后的心理，分析他对元代入仕途径的看法，而这也与元代士人弃儒从道或出家，乃至元代隐逸文学盛行有着内在联系。安阳师范学院任红敏副教授《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认为，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令文人疏离了政治和权力，不再依附科举，从而唤醒了文人独立人格意识以及追求精神和文化上的超越；科举复行后，除促进了多民族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与多民族的同年、师生关系，入仕文人不用忙于政务，精神自由，也是元代文风胜于盛唐之原因。台湾成功大学侯美珍教授《元代乡会试二场考试内容辨析——“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之断句及解读》通过各类文献考证了文体的历史发展轨迹，指出元代乡会二试中“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的断句应为“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亦即从三择一作答。文末又向下延续到明洪武初年二场考试内容的辩证，对认识应试文体之递变与科场实施公文考试的研究有所帮助。
科举文学、文体与政治往往有着耐人寻味的关联。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北宋科举、党争与古文运动——以庆历六年张方平的科举奏章为中心》将庆历六年张方平（1007～1091）的科举奏章置于当时历史语境与政治情势，辨析其对“太学体”的抨击并非一般以为的是其后欧阳修排斥“险怪”文风的“前奏”，而是有着这样的政治意图：消除政治上已失势的改革派官员在文化上的遗留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张德建教授《正文体与明代的思想秩序重建》指出，正文体是中国古代重建思想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在明朝的政治设计中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崇正学、黜异端、正风格的任务。由于国家意识权力的强制作用和士人长期接受正统思想浸染，使得正学术、正文体、正士风这本位一体的运动最终推向整个社会文化层面。华中农业大学方宪《明初泰和士人群体与“台阁体”》描述了明初泰和士人群体对“台阁体”之形成与风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正是透过科举制度的黏合作用，强化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也为文化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得台阁文学在宣德到正统前期极盛一时。
明代是制义文章最鼎盛的时期。湖南文理学院周勇副教授《《王鏊集》与明代中期科举》以科举制、科举事、科举文三面向剖析明代科举与文学上的重要人物王鏊（1450～1524）的思想，以期对明代中期科举与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而切实的了解。江西师范大学汪群红教授《俞长城明初至嘉靖朝制义批评概评》介绍了俞长城对明初至嘉靖朝近二百年间的制义批评，于洪武至天顺期间选择8位，最大特点是古朴；成化至弘治期间选取13位，其文风改朴实为中正典雅，成为后是模仿的制义正体；正嘉选取25位，其时以古文为时文，文运兴盛。由于俞的批评对历代名家制义把握精到，对清制义批评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亦有助于加深金人对明前中期制义发展状况的了解。云南师范大学王玉超副教授《论汤显祖制义的风尚及成因》阐述了汤显祖（1550～1616）在理学与心学的思想交锋之际、古文与时文的理论争论之中，凭借其独立的人格精神，形成了独到的制义主张和特色，对后世制义名家多有影响，其制义也由此成为明代制义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八股文研究方面，温州大学陈瑞赞研究员《从经义到八股—明中叶的历史文化空间与八股文的形成》详述了从诗赋、经义到八股取士的复杂发展过程与原因，并辨析了四书义八股化的形成时间及其成因，希望透过把握八股产生之时的世人心态和社会背景，以正确客观的评价其历史意义。东湖学院黎晓莲副教授《吴应箕八股文批评述略》介绍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吴应箕（1594～1645）的八股文论，他虽于科场失利，但文名甚着，其以“理体”为中心，以“气”为贯通，以“清洁”为最高境界，强调文品须建立在人品之上，对清桐城派、皖江、池州文化有直接影响。武汉大学陈水云教授在《乾隆时期八股文法论四种述略》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八股文法言论，如杨绳武《论文四则》、夏力恕《菜根谭论文》、张泰开《论文约旨》、王元启《惺斋论文》，就各家在八股作文上的纲领、技法、要点与摘谬做了细致陈述。武汉大学张帆博士生《〈四库全书总目〉的八股文批评》认为，作为清代最重要的官修目录和官方主流思想的代表，关于八股文的内容很少，且批评有失客观。中南民族大学王同舟副教授《八股文体的引入与小说功能的调整——观察〈儿女英雄传〉的新角度》则从实证方式分析小说中的八股句法。
女性与科举研究方面，台湾东吴大学连文萍副教授《科举与人生幸福——以明代女诗人邹赛贞的科举诗为例》透过对邹赛贞人生不同阶段的科举诗，考察了以女性为视角的“科举世界”，亦即通过父兄夫子，女性如何“参与”“感受”科举，其中的悲喜荣辱及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呈现出明代科举世界的另一幅图景。成都师范学院苏静《从〈儒林外史〉的女性群像看科举制》透过《儒林外史》中不同性情女子的各自理想，折射出明清科举社会的世相百态，女性的生活情状及其人生追求，其中也可以看到吴敬梓对科举制的批判。
小说与科举的研究方面，河北工业大学李丽平讲师《〈儒林外史〉中士人涉讼及身份特权研究》透过对《儒林外史》中因科举制度而形成庞大的“关系网”之分析，描述了士人如何利用此网络干预诉讼，并于中取得特权、逃脱法律制裁与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的图像。这样一种与法不合却又“合情”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中央民族大学叶楚炎讲师《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考证了两者的人物原型，分别为吴敬梓的好友司徒宜和周榘，指出主导整个儒林变迁的反而是这类次要人物，科举在其身上体现着无所不在且无比强大的影响力，而他们也成为更普通却又更典型的儒林代表。中央民族大学杨景辉博士生《小说〈红楼梦〉中“古文”与古文选本之关系考论》考察了《红楼梦》中三次使用“古文”一词的语境和相关文本，结合清代科举考试中八股文选本的编写，认为《红楼梦》中的“古文”是《古文观止》、《古文析义》等书，进而推论《红楼梦》成书时代必在此二书后。
戏曲与科举研究方面，韩国全北大学郑元祉教授《爱情与科举权力之变奏——以南戏“张协状元”为例》指出，“张协状元”从原本的“负心型”随着流传而向“团圆型”转变，不能仅单纯的认为是文学性虚构，或特定阶层的意识形态，而是有着当时社会文化现实——即科举是社会地位和身份保障的重要阶梯——为背景的作品。
其他与文学相关的科举研究。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涛《晚明科举文学思潮的滥觞及其文学特质》指出，明末文学创作社团化，很多文学家为了应举而结社，逐渐在文坛形成一股科举文风，其特征表现在：厘正问题、重德传道、返经遵史、重学讲法。科举文风不免也对其诗文创作产生影响，从而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具有了不同于此前的鲜明特色。长江大学李根亮副教授《日记与清代士人的儒学阅读及实践》通过对孙奇逢、陆陇其、潘道根、李棠阶、曾国藩等清士人日记的解读，指出士人读经除了反映清官方意识形态和追求功名，还具有文化传承、完善自我人格和道德自省的意义。文中选取之士人个案横跨上下阶层，并详述各士人对陆王心学与禅学的看法，对吾人理解古代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与精神世界颇有帮助。
三、科举人物与科举观研究
科举人物方面，黄冈师范学院陈娟讲师《从顾炎武对康熙己未特科的态度看清初遗民的学者关怀》描写了遗民中坚顾炎武（1613～1682）在己未特科后，对清廷和《明史》修纂上的态度变化，究其原因在于复明活动中断后，其遗民身分向学者转变，并欲以经史学术之力替代武力恢复之举。鄂州大学王晓辉《吴嘉纪与科举》以明亡为分水岭，刻画了吴嘉纪（1618～1684）在明与在清对科举截然不同的态度。明末时的他积极于举业并获州试第一，清代时则以诗为武器对抗清廷，其经历也证明明清时期科举与诗歌很难兼美的现象。嘉应学院汤克勤教授《不被注意的两首龚自珍的试帖诗》收录并介绍了龚自珍（1792～1841）参加乡会试的两首试帖诗，而这是目前未在学界所统计的龚诗总数中的。两首诗抒发了其人生感受和思想情趣，甚属难得。三峡大学顾瑞雪《论陈宝箴父子的科举观》以晚清改革的重要人物，也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13～1900）父子为对象，通过对其精神、政略、道德的掌握，考察了他们的科举改革思想与举措。香港珠海学院张惠助理教授《不为良相，则为儒商——科举对陈步墀慈善事业的遥远积极影响》透过对陈步墀（1870～1934）生平的解析，论证了科举制中的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了陈，其恻隐之心、仁民爱物的义举慈善皆可从此找到根源，总结出科举制义遥远与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