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科学

2015年第6期

大众传播是科举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李兵

大凡是一门学科或者一门专学在其形成之后，其发展与传播有两种形式：一是仅仅在研究者之间进行交流与传播，保持其作为“小众”的特色；二是学科或专学不仅在学者之间交流与传播，而且能在学者之外进行较大范围的传播与普及。经过20余年的努力，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已经初具规模，成为“显学”的预期并非一句空谈或者一句口号①。科举学的发展与传播应当是学术研究与向普通大众传播、普及的有机结合，学者不仅对科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应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向普通大众传播的成果。当然，这只是科举学这门专学发展应然的状态。现实的情况是科举学的传播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无法很好地为传播提供支撑，科举学研究者并未成为传播的主要力量，现有的传播内容和方式都不足以全面反映科举的真实面目。随着科举学的发展，研究者应当利用自身优势，在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科举学研究者需要对一些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普通大众对科举有全面的认识，这是科举学传播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科举学研究者在科举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科举发展史、科举的宏观评价，以及科举学的多学科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颇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为科举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记载科举的史料繁富，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研究者也很难穷尽专题所涉及的所有文献，恰恰有些问题对科举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不能回避的内容。比如，就传播的范围而言，目前科举传播的最大“功臣”是类似《范进中举》这样的进入中小学课本的名篇，通过范进之类的小说人物形象，“举人”这个科举专有名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普通大众的脑海里。然而，明清举人及其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又正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关于举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如明清两代有多少个省份，举行了多少次乡试，两代分别录取了多少举人，以及举人的时空分布这些基本的数据现在研究者尚未全部弄清楚。不仅如此，对于举人的出路问题也缺少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仅仅回答举人有任官资格，能通过吏部的选拔任官，成为明清官员的来源之一；举人可以任教书院、私学，成为清代教育的重要力量。还有很多举人成为各地文教、社会风尚的主要力量；举人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幕僚（师爷），继续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举人在明清政治体制、教育体系和社会事务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很少有量化的研究成果，很难让普通大众更为全面地、直观地了解举人的情况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历代贡院的研究、童试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大众传播之中，将能更好地实现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目的。

其次，科举学研究者应充分利用掌握的科举文献，以及对文献的解读，掌握科举传播的主动权，尽可能地改变目前科举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一种延续1000余年、跟唐宋以来读书人关系密切的科举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读书人在读书应试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各种趣事被改编，其结果是科举在普通大众眼中，要么就是一种黑暗无比的制度，要么就是能博人一笑故事。不仅如此，有些以传播文史知识为主的电视节目所开设的以科举为专题的讲座，也出现了主讲嘉宾依据少量史料，运用想象、杜撰的艺术化手段来主讲。这种以科举为题材，任意想象的传播使得科举在普通大众心中要么就成为古代士子娱乐的工具，要么就成为士子们的地狱。

在这种情势下，科举学研究者需要利用掌握的科举文献的优势，并进行深入而准确地解读，以改变目前科举传播过程中过分依赖传奇、笔记资料来戏说科举的现状。比如，对于明清时期皇帝根据姓名来确定状元之事，现在大多数媒体的宣传多依据笔记资料来进行。如，末科状元刘春霖中状元之事传播最广，认为他之所以能被定为状元，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喜欢他的名字，且因为慈禧太后不久前刚刚处决的珍妃不喜欢被读卷官初定为状元的朱汝珍。这个故事被传得有板有眼，似乎是无法颠覆的历史真实。从科举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春霖被取为状元并不是历史真实。首先，皇帝以姓名来定状元忽略了一个史实，即殿试试卷是弥封的，也就是说皇帝在钦定名次的时候，实际也是看不到考生姓名的，只能依据考生答卷来定名次，这一点在很多科举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与刘春霖和朱汝珍同科探花商衍鎏作为亲历者，他回忆了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他明确表示，在拆卷之前，皇帝确实是看不到考生姓名和籍贯等信息的，谈不上他们会因为考生的姓名和籍贯而确定名次的问题，而且刘春霖中状元是光绪皇帝喜欢他的答卷而钦定的，跟慈禧太后是没有关系的。商衍鎏先生说笔记资料上记载的关于朱汝珍、刘春霖二人的事情都是“毫无凭据”的①。因此，通过文献的解读，完全可以纠正科举传播过程中的一些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