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考试
2018年第3期
科举的社会表达*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牌坊考察
刘佰合
摘要:科举牌坊和科举人物及科举活动相伴而生，盛于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在其体系之外的自然延伸与物化呈现，也是科举文化进行社会传播和表达的重要载体。徽州科举牌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兴盛及存在时间较长，具有长时段呈现的特点，类型丰富多样，具有多层次的表达与纪念指向，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自然地融入日常社会生活。科举牌坊的存在，尽可能地扩大了科举场域，人们从科举场外的隔离者与无关者，逐渐转变为科举场内的观察者与在场者。
关键词:徽州；科举牌坊；社会表达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历来文风炽盛，学术发达，作为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交融的产物，牌坊遍布一府六县，与祠堂、民居并称徽州古建三绝。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徽州牌坊，除一般介绍性的文字之外，焦点主要集中于贞节类牌坊，或考察徽州牌坊的建筑装饰艺术与文化传播意义等问题，例如孙燕京《牌坊与徽州文化》(《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王晓崇《徽州贞节牌坊与节烈女性》(《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3期)、王传满《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牌坊旌表》(《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等文，具体探讨了徽州贞节牌坊的相关问题，但均非以科举牌坊立论。科举牌坊和科举人物及科举活动相伴而生，盛于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在其体系之外的自然延伸与物化呈现，也是科举文化进行社会传播和表达的重要载体。徽州科举牌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兴盛及存在时间较长，类型丰富多样，具有多层次的表达与纪念指向，广泛分布于城乡各地，非常自然地融入日常社会生活。本文拟对徽州的科举牌坊进行考察，以期反映明清时期科举牌坊的一般样貌。
一、厉世磨钝:长时段的呈现
牌坊，又名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起源很早，到明清时期登峰造极，旌表功能和纪念意义日趋强化，科举牌坊开始大量涌现。徽州是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科举牌坊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矗立各地的科举牌坊既是科举水平较高的结果，更是科举制度与科举观念的社会表达与静默呈现，而这种社会表达与呈现具有长时段的特征，正如(民国)《婺源县志》所言，“厉世磨钝，道由此也，是故褒德录贤，扬姓名而垂之石，岂徒一时煊赫”。[1]
徽州科举牌坊长时段呈现的特征反映在两个维度，首先是科举牌坊的兴建贯穿于明清两代，长达数百年，我们可以休宁、祁门为例略加说明。据(道光)《休宁县志》记载，从洪武丁丑到隆庆朝，在各地建有“进士坊”，“凡二十”，[2]例如在万安为汪回、在安岐为谢志道、在双井前为程信、在上溪口为汪杲、在隆阜为戴靖夫、在黄村为黄福、在临溪为程廷策等。永乐年间为举人汪璪在石田建“登云”坊；宣德年间，在万安为举人吴连建“登庸”坊，在梢云为举人吴彬建“青云坊”，在西门为举人查琳建“凌宵”坊；正统年间，在南街为举人张逵建“观光”坊；景泰年间，在万安为举人范顺建“擢秀”坊。天顺之后，科举牌坊渐多，天顺年间在冰潭为会试第二名吴郁建“会魁”坊，在万安为举人游显建“文光”坊；成化年间，在城郭为榜眼程敏政建“及第坊”。弘治年间建有“云程”“老桂”“凌云”“世第”“光启”“启秀”“莘英”等坊，嘉靖年间建有“世美”“亚魁”“步云”“登俊”“登瀛”“彩凤联飞”“科贡题名”“高冈鸣凤”诸坊，为数较多。从隆庆经万历到崇祯年间，先后建有“四俊同升”“同榜五进士”“世科第坊”“壬辰进士”“八柱恩荣”等坊。从明朝初期，迄于末年，休宁县修建科举牌坊，持续而未中断，亦可见科第之盛。
(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一《舆地志·坊表》，录明万历、清康熙和道光三部旧志，又增列“三元坊”“彰义坊”和“进士坊”，反映了祁门县从明朝初年到嘉道时期修建科举牌坊的基本状况。休宁和祁门两县修建科举牌坊的风气，到晚清时期渐呈衰颓之势，这种转变在黟县也有体现。(同治)《黟县三志》卷十《政事志·坊表》载有节孝总坊、百岁坊等，(民国)《黟县四志》卷十《政事志·坊表》载有孝子坊、节孝坊[3]等，均未见科举牌坊的记载，反映出徽州科举之风的深层转变。
其次，长时段表现在科举牌坊一般存世时间较久。科举考试的中式者，不仅可以获得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更能获得崇高无上的社会声誉，传胪大典庄重威严，琼林宴极尽恩荣，但科举仪式具有短暂性和一过性，仪式之后，留下的只是亲历者记忆中的荣耀图景。与科举仪式不同，科举牌坊可以长久保存，仿佛不断诉说着牌坊主人及其家族的成功，持续表达着科举制度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牌坊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筑而成，以石制最为多见，能够久历风雨。明代成化元年，在绩溪县城内西大街项家桥巷口，为举人章英立“登科坊”，为跨街楠木牌楼，民间称为木牌楼，是木牌坊的代表，有“江南一绝”[4]的美誉，1956年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可惜的是为拓宽街道而于1970年拆除，前后存在逾五百年。休宁县的“进士坊”(为万历癸未科进士张应扬立)、绩溪县的“进士坊”(为成化十四年戊戌科进士冯瑢立)、黟县的“大夫坊”(为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举人胡文光立)、祁门县的“宪伯坊”(为正德三年戊辰科进士程昌立)等均为石坊，因材质原因，更易保存，至今仍在。
徽州府各县当中，牌坊保存较多的当属歙县。据《歙县志》统计，歙县(含今徽州区部分地区)“现存古牌坊101座”，[5]其中46座建于明代，以万历年间为多，55座建于清代，以乾隆年间为多，其中多有科举牌坊。丰口村立有四柱四面石坊，是四个单间三楼牌坊的组合，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进士郑绮而建，高约9.9米，南面额枋刻“宪台”两字，西面有“恩戎”“进士”等字，梁柱为花岗岩，枋板为紫砂岩。殷家村建有殷尚书坊，三间三楼，四柱通天，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进士殷正茂立，高11.5米，楼枋刻有“忠实勋庸”四个大字，灰凝石梁柱粗硕庄重。其它现存牌坊还有江氏世科坊、吴氏世科坊、胡氏进士坊、郑氏世科坊、父子大夫坊、科第坊、光分列爵坊、同胞翰林坊、县学甲第坊等多处，使得徽州俨然成为牌坊之城。
徽州在明清时期建造了大量科举牌坊，后科举时代保存的科举牌坊也为数颇多，形成独特的科举牌坊景观，亦是重要的科举文化遗产，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学术发达、社会结构、宗族组织、经济水平、地理环境、建筑工艺等诸多方面，核心影响因素则是徽州科举的兴盛与繁荣。
徽州历来有着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人们对读书与科举有根深蒂固的追求和执着，这一点甚至在水岚村法官庙的签书中也有鲜明的反映，“寒窗苦读为求名，富贵端缘在此行。挥洒文章随我意，羡君独占凤凰城”“寒窗苦读不曾休，惟愿朱衣暗点头。从此文章应让我，少年得意步瀛洲”，[6]这些签中的“寒窗苦读”“少年得意”直接体现了徽州社会重视读书与科举的价值取向，崇儒重学、相互激励成为主流社会风尚，也成就了徽州科举的兴盛，大批科举人才不断涌现。李琳琦根据徽州各县志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共有进士1136人(包括部分占籍或寄籍外地的中式者)，在全国总进士数中占比高达2.2%。[7]因科举最盛，故而官居上爵者，代不乏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员群体，明代徽州籍仕宦载于《明史》者有45人，[8]在安徽各府及直隶州中，仅低于凤阳府，远高于其它府州，但与凤阳府仕宦主要是明初以军功起家不同，徽州仕宦几乎皆为宣德之后以科举入仕。再以清代歙县论，在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的题名榜上，有清一代，就有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都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9]在朝廷各部及地方任职者更众。科举及仕宦人物众多，为大量修建科举牌坊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科举牌坊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愈发浓重，成为徽州地方历史记忆与建构的重要载体。需要指出的是，科举牌坊文化既是徽州科举发达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徽州科举持续兴盛的内在驱动因素。
二、褒德录贤:多层次的表达
作为一种建筑符号，牌坊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多种功能和类型。牌坊分类有多种方法，赵媛等人的分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们将牌坊分成七大类，即节孝坊、功德坊、百岁坊、标志坊、庙宇坊、陵墓坊、宗族坊，其中功德坊包括三个亚类，“一是表彰科举和功名，二是标榜官位、彰显功绩、褒奖忠臣，三是旌表义举善行”，[10]按照这种七类分法，科举牌坊似应属于功德坊当中的第一亚类。实际上褒德录贤的科举牌坊，其修建不仅是为表彰获得进士、举人等功名的科举人物，也和科举活动、科举建筑、科举制度等紧密相关，其社会意义的多向表达具有多层属性。
从表彰及建立的主要目的看，科举牌坊有功名类、仕宦类、表彰类、宗族类、标志类等多种类型，大致可分成三个层次。处于核心层次的是功名类牌坊，也是较为常见的科举牌坊，主要是赋予各级科举考试中式者，即各级科举功名获得者荣誉和地位。从表彰者的科举功名看，科举牌坊有进士坊、举人坊、贡生坊，另外还有封赠者牌坊，覆盖了科举考试体系的各个层级。
为进士所立牌坊大多直接以“进士坊”为名，亦有以联奎坊(婺源进士方升)、世显坊(婺源进士江元辅)、及第坊(休宁进士程敏政)、乡会联魁坊(婺源进士叶天爵)、科甲联登坊(婺源进士叶天球)等为名，祁门为万历二年甲戌科一甲第二名余孟麟建有“榜眼学士坊”。因举人数量远过于进士，故各地举人牌坊数量较进士牌坊为多，举人牌坊命名也是异彩纷呈，若登庸、登俊、攀桂、步云、青云、凌云、凌霄，如观光、擢秀、步蟾、云程、莘英、魁英等等，皆含登科美意。贡生在科名体系中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所以也有为贡生立坊的，但贡生坊数量很少，婺源北乡为拔贡洪一源建“拔秀坊”。休宁林塘建有“八柱恩荣”坊，坊主有进士范涞、举人范初等，其中就有岁贡范隆、范淑淹；休宁上资建有“科贡蜚英”坊，坊主除举人汪如珍、进士汪先岸等人之外，还有岁贡汪如玉。
功名坊的表彰对象既有单独的个体，也见多人同为坊主，其间主要有血缘宗族关系和地缘同年关系，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徽州科举家族众多，牌坊之立亦可初步反映，例如休宁溪西为俞连和俞一木建“父子登科”坊，婺源东乡为举人汪天锡及其孙汪谟、汪让、汪谐建“祖孙济美”坊。歙县城内有“父子明经”坊，为进士凌琯和其子举人凌尧伦建，该坊仍存，一面刻有“父子明经”，另一面刻有“三世承恩”，因其父获有封赠。徽州有若干为同科同年建立的牌坊，该类牌坊借表扬中式者个人，彰显地方科举盛事，因为一科能够考中四、五名进士，对于一个县来说，的确是辉煌之迹，值得大力宣扬。休宁陪郭有“四俊同升”坊，为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张应元、曹诰、胡宥和叶时新立；在南关社前为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邵庶、张应扬、吴尧臣、程朝京、汪焕等建“同榜五进士”坊。
建立牌坊已是莫大荣耀，有些人物能够多次建坊，其影响力自非一般，以程敏政最为典型。程敏政以乡试第二名中举，成化二年丙戌科高中榜眼，由科举高第入仕，官至礼部右侍郎，侍皇太子东宫讲读，卒后赠礼部尚书，是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学问渊博宏富，有“天下文章程敏政”之誉。据(道光)《休宁县志》所载，先后四次为程敏政建坊，一是在陪郭为程敏政与其父程信(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立“父子尚书”坊，在东门立“经魁坊”，又在陪郭立“学士坊”和“及第坊”。[11]程敏政四坊当中的“父子尚书”坊，已经涉及科举牌坊的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是仕宦类和表彰类科举牌坊，是科举牌坊的进一步延伸。仕宦类牌坊主要为表彰各级各类官员功德而建、因官员多出科举，该类牌坊亦可归入科举牌坊范畴。仕宦牌坊不仅突出其官职官衔，亦将其科举出身与功名刻于坊上，例如位于黟县西递村前的胡文光石坊。该坊建于万历六年，系四柱三间五楼单体仿木结构，造型宏伟，雕刻精湛，是明代徽州牌坊的代表作之一，通体用质地坚腻的黟县青石料构成。坊主胡文光主要事迹见载于(嘉庆)《黟县志》，“字原中，西递人，嘉靖乙卯举人。知万载县，革宿弊，擒巨贼，决两省积狱，筑城垣，修学校……巡抚荐之，赐五品服俸，升知胶州兼理海运，寻迁荆王府长史，加四品服，以亲老归”。[12]牌坊二楼明间西面横梁上刻“胶州刺史”，东面刻“荆藩首相”双钩楷书，渲染其宦业经历，一楼明间前后小额枋上分别刻有“登嘉靖乙卯科奉直大夫(朝列大夫)胡文光”[13]字样，表明其科举出身。
表彰类科举牌坊以祁门县“彰义坊”为代表。祁门向无试院，逢考皆在县署扃试，多有不便。道光十年，知县王让同邑绅洪炯，“邀集四乡，劝输购地”，创建考棚，两旁号舍八百余坐，“计费逾万金”，[14]道光十二年，在儒学前“为造考棚捐输”[15]建彰义坊，以表彰邑绅义行。
第三层次是宗族类和标志类科举牌坊，宗族类牌坊和标志类牌坊各有其功能和定位，和科举活动有所交叉，形成宗族科举牌坊和科举标志牌坊，这个层次的科举牌坊不仅具有科举的意义，和社会的结合更直接、更紧密。宗族坊一般作为家族祠堂的附属建筑，包括宗祠的门坊以及立于宗祠外、用于彰显宗族兴旺的牌坊，这种彰显宗族兴旺及其地位的牌坊，往往即指宗族科举牌坊。位于歙县东门外的江氏世科坊，为三间五楼，白麻石质，枋板上镌有江氏家族的历代进士名录，建于明代中叶，原立于江氏祠堂的前面，后祠堂毁没，石坊仍存，只是风化严重。歙县大理村于明成化年间建有汪氏科第坊，为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立于汪氏祠堂前面，清乾隆、道光年间曾重修，上枋两面分别刻有“进士”“科举”大字楷书，列明成化至清道光年间汪氏族中科第人的姓名。婺源西乡镇头方阊祠前，为元代举人方希鲁、明代进士方进建“科第世家坊”。
科举标志坊主要建于各县学宫，歙县学宫正门外“石建科第坊”，邑人以鼎甲、传胪、会元、解元显者，“咸镌名其上”，坊前有两座跨街石坊，东曰“腾蛟”，西曰“起凤”，咸丰后“易石以转，聊存其制”。[16]绩溪学宫内外建有科第坊、泮宫坊、储俊坊和毓才坊，黟县学宫建有儒林坊、腾蛟坊、起凤坊，祁门县学有科第坊，婺源县学宫门外左右分别建有巍科坊和高第坊，为历科举人、进士题名，该类牌坊一方面是学宫建筑的构成部分，另方面更可起到劝学、励学的作用。
三、树坊于乡:广区域的彰显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牌坊遍布一府六县、城乡各地，旌表科第仕宦，树坊表于其乡，励人积学，称道勿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