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明太祖洪武朝规定为三年一考，后又改为十年一考，到了明孝宗弘治朝又改为六年一考，其后京察就定为六年一考，直到天启朝都未变。

洪武之初，太祖朱元璋还制定了详细的京察制度，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如果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则会被直接罢黜，削职为民。

京察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然而正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徇私舞弊等结党现象十分严重，发展到明朝中后期更是直接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原本，在天启朝以前，京察主要还是针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因为四品以上的官员都是由皇帝亲自考察的，而且考察方式还是官员自己写“自陈疏”。

也就是说，对四品以上官员的京察其实就是由臣子自己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希望皇帝能够罢黜自己。

这种说法有点可笑，但事实就是这样，当然，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一般都不会把四品以上的官员怎么样，通常都是鼓励一下，然后将其留任。

所以，对四品以上官员而言，京察，其实就是一种形式，能起到的监督作用很少，也不会罢黜几个人。

一般情况下，京察只会对付四品以下的在京官员动真格，特别是党争严重的时候，一下罢黜一大片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京察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太祖朱元璋凭着无比铁血的手段，还能让这些官员老老实实好好查，但是，明朝后来的皇帝，除了明成祖朱棣还能凭靖难之威震慑群臣，其他的，基本上都压不住满朝文武。

这也就使得京察慢慢变成一场闹剧，一场每隔六年就在南北两京上演的闹剧。

在这些闹剧中，四品以上的京官都拼命给自己找无关痛痒的小毛病，请皇上把自己罢黜了，而皇上则拼命挽留，一个劲地回复“不准辞”、“不允辞”，而四品以下的官员则擦亮眼睛开始站队，找靠山，靠山找对了，则高枕无忧矣，如果靠山没找对，那就要小心了，人家可真察，如果察不出毛病，算你厉害，如果察出了毛病，那就等着被罢黜吧。

京察闹剧一次次上演，大明的官员也慢慢习惯了，大家都明白，京察也就那么回事，四品以上的官员多给自己找点“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注意身体”之类的缺点就行了，四品以下的官员则找个靠山站个队就行了，只要眼珠子敞亮，基本不会有事。

但是，天启五年这次京察，却是大大出乎了大明所有官员的意料，这次京察，竟然与以往有了大不同。

不过，这个不同，并不是结束了京察的闹剧，而是上演了一场天大的闹剧。

其实，这场天大的闹剧早有预兆，京察还没开始呢，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这几位京察的主要负责人就被撸了，提拔起来的王绍徽、崔呈秀、吴淳夫之流，大多都是魏忠贤的干儿子，这就预示着九千岁魏公公要动手了。

像建极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顾秉谦、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魏广微等趋炎附势之辈都赶紧投入了魏忠贤的怀抱，其中魏广微投靠的尤为彻底，因他与魏忠贤同乡同姓，一开始他便认魏忠贤为族兄，后面又嫌不够恭敬，干脆直接认了魏忠贤当族叔！

而继叶向高之后任内阁首辅的韩爌和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朱国祯等正直之士却“不识趣”，对魏忠贤的拉拢不理不睬，朝中的东林党人更是拼命的弹劾魏忠贤，想让皇帝收回魏忠贤手中的权力。

结果，京察一开始，一场史诗级的闹剧便跟着上演了。

首先，内阁首辅韩爌按惯例上“自陈疏”，自陈过失，请求皇上罢黜。

他以为皇上也会按惯例，不准或者不允，然后好言劝慰，极力挽留，因为一两百年的京察基本都是这么玩过来的。

结果，这次，皇上只是回了个不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