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路、府、州、县各设有蒙古管事官达鲁花赤一人，其权利凌驾于地方长官之上，也可以直接鞠勘罪囚，从而表明不少地方的司法权实际操纵在蒙古官之手。

用蒙古人断蒙古人的罪，结果不是官官相护，就是蒙古人袒护蒙古人。给蒙古、怯薛军、色目人等带来了特权及方便，不仅一般案犯享受“有罪部判”，或者“轻判”的特权，即使狱中重囚也往往享有特殊优待。

具体程序是：各省（腹里各路）重大案件上报中央，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审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书省刑部审核；至于汉人案件，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处理，有时送大宗正府，有时送中书刑部。色目人大多按所在地区或送呈大宗正府，或送中书刑部。

二、不平等还体现在各族群间同罪异罚。

至元九年五月，元政府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通制条格点校》卷27）

后来又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如有违反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卷105）

这条禁令在《元史》中已篡改，通常都理解为汉人殴蒙古人，蒙古人可立即还手；而汉人被蒙古人殴，不得还手，仅许诉与官衙。如果违反了将严行惩罚。

但如果查这句话的出处，为明显断章取义，其原文如下：“至元二十年二月，中书省刑部准兵部关：承奉中书省札付，照得，近为怯薛歹蒙古人员，各处百姓不肯应付吃的，不与安下房子，札付兵部，遍行合属依上应付去讫。今又体知得，各处百姓依前不肯应付吃的粥饭，安下房舍，致有相争中间，引惹争端，至甚不便。仰遍行合属，叮咛省谕府、州、司、县、村、坊、道、店人民，今后遇有怯薛歹蒙古人员经过去处，依理应付粥饭宿顿，安下房舍，毋致相争。如有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指痒痒证见，于所在官司赴诉。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请依上施行。”（《元典章》卷4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朝在立法上对怯薛成员给予特殊的权利，这是一个特殊的法律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主要在怯薛歹蒙古人员与普通汉人之间，而非指所有蒙古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杀人者死，并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这是一般的规定，但“诸蒙古人因争及趁醉殴杀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卷105）

“因争及趁醉”为蒙古人开脱，为蒙古人任意殴杀汉人预设了免死偿命的特权。例如诸王孛兰奚因为一己而私怨杀人，但因为他是“国族”，得以免死，仅杖而流于北鄙充军。如果蒙古人砍伤他人的奴隶，治罪愿休和者听。（《元史》卷105）

法律上又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是，“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元典章》卷42）

“盗”罪附加刺字，是作为犯罪和累犯的标志，元律同样规定盗窃犯须刺字，但不同族群待遇不同，大德六年，“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同时又规定：“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元史》卷104）

此后关于蒙古人免刺的禁令再三强调，顺帝元统二年七月，“诏：蒙古、色目犯盗者免刺。”（《元史》卷38）

汉人“诸窃盗初犯，刺左臂，谓已得财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景（警）迹人，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元史》卷104）

如果“诸审囚官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去之。”（《元史》卷103）

同样杀人、偷窃，蒙古人与汉人判罚不同，可谓待遇相差悬殊。

三、蒙古贵族所垄断的监狱体系的建立，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了蒙古人犯羁禁期间的特权。

蒙古人犯罪与拘役，刑讯与监禁，或得以免除，或享有最优厚的待遇。蒙古贵族犯罪（除谋逆等大罪外），更可享受特权，免受缧绁之苦。

至元九年，“据正蒙古人每，除犯死罪，监房收禁，好生巡护，休教走了；不得一面考虑，即便申覆合干上司；比及申覆明降，据合吃的茶饭，应付与者。外据真奸真盗之人，达鲁花赤与众官一同问当得实，将犯人系腰合钵去了，散收，依上申覆。其余杂犯轻罪，依理对证，并不得一面促拏监首。”（《元典章》卷39）

蒙古人除犯死罪，才“监禁依常法，一般犯，或散禁，或不禁”，“有司勿执拘之”。对在押之蒙古犯人，狱官“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而汉人、南人罪囚，一旦锒铛入狱，便丧失任何法律保障，“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处于严酷的拘系中，甚至可能被凌虐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