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依在苏二乐的怀里，见他还在回头用目光寻找茨科伊，我就揪着他的耳朵，对他立了个三不准：一、不准单独一个人和茨科伊相处。

二、茨科伊给的任何礼物都由我收。

三、在和茨科伊说话时必须注视着我。

郭二乐听到后，笑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所签署的条约都没有你这三条霸道，这三条才是最不平等条约哟”。

“差矣，所有的条约都是将对方置之于死地，而我这三个条约，都是站在为了你更好的立场上的。”

“是为了你更好的吧？”

“你好，我也好！”

我和苏二乐正打情骂俏，耳旁却听到了那个不解风情的茨科伊说：“暂停一下哈，我刚从校长那里打听到，伊诺娃正在我老家莎西安的一个私人教育中心实习，那里只有办公室才有电话，但这几天可能是西伯利亚寒流袭击，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外界与莎西安的通讯正在抢修中。

我们学校正好想联系一下伊诺娃，我对校长说我老家就在莎西安，学校就同意我去了。

我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了，茨科伊，你真是一个天使，遇到你是我们的一个幸运。

你太热情了。”

茨科伊说：“我其实是想拿这个鹤顶鲜茶壶回家给父亲的，他都快七十岁的人了，在电话里常常念叨着他这个茶壶，我就不明白，他现在家里有几百个自己烧制的茶壶，干嘛偏偏喜欢这个鹤顶鲜呢？”

苏二乐惊讶地说：“茨科伊，你说你父亲自已制作茶壶？他有瓷窑吗？这烧窑的成本可不小哟。”

茨科伊说：“我父亲是个工程师，从中国回来后，就制作了一个用电烧的小瓷窑，每天不是去山洞里找泥，就是去河边挖红土，烧了半辈子，虽然也有些人来买一点，但几百个茶壶也没有一个烧得像这个从中国带回来的一样，这不仅仅是外表上的差异，把茶泡上后，他烧成的茶壶放到第二天就变质了，而从中国带回来这个鹤顶鲜，放上一个星期，里面的茶也是像刚泡好的一样，我在家时，他常常莫名其妙地问我：茨科伊，这红泥是我从伏而加河带到中国去的，怎么就烧不出这个鹤顶鲜来呢？”

苏二乐说：“真没见过像你父亲那样对中国茶壶的那种执着的人，我真的期待着想拜访他。”

茨科伊高兴地抓住郭苏二乐的手说：“父亲见到你肯定会高兴的，他时不时老念叨着中国的事情呢。”

我气得转身就不塔理他们，刚刚说好的三不准，理在不仅当我的面双手紧握，而且叫茨科伊的父亲那么自然，你说气人不气人？

从圣彼德堡到莎西安虽然只有二百多公里，但没有火车通，只能坐了班车或者打的士。

但这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就要穿越一段近百公里的沙漠，茨科伊说要坐班车才安全。

我们当然要听她的安排。

茨科伊把那只茶壶包好后，放入包里，我们便坐上了去莎西安的班车。

道路一直很平坦，不多久，班车就进入了沙漠地区。

我们仨人虽在颠簸着的班车上难以入睡，但都在闭眼欲睡。

突然，车厢开始有人尖叫起来，我睁眼一看，二百米左右远的道路上有一根大腿粗的木头栏在道路上，而且还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枪，在向班车打手势。

司机咕噜呱啦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

茨科伊翻译说：遇上了劫匪，司机准备冲关，希望大家配合。

果然是战斗民族，这木头能冲过去吗？

乘客都宿下身体，有人还扒在过道上。

这些乘客肯定有经验，因为那几个匪徒站在木头旁边，举着枪。

我们仨人也蹲在座位下。

茨科伊在祈祷，旁边大多的乘客也在祈祷，阿门声不绝于耳。

我感觉班车开始加速，我抬头看到司机也蹲在座位下，一只手向上伸扶着方向盘，班车轰鸣着飞速向前冲去。

班车冲过木头，车头明显被抛起，然后又重重落撞向地面，很多乘客被抛离座位，咿哟的痛苦叫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