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74）。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经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不得加绨锦。”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图75）。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急就篇》：“蒲蒻蔺席。”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菀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菀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20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单蔺籧篨”。所谓“籧篨”，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成为床笫，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殇帝诏有荏弱平簟。”又《西京杂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释名》：“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又《西京杂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三独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页）。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后汉书·戴凭传》）。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无完席”了（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76）。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77）。《广韵?上平声十虞》：“■，帐页，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78），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暗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帟。《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CD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页）
《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汉书?陈咸传》：“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72厘米，高62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呈折角形（《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车帏裳”。《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帏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恶。《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又《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女饮宴**，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所以《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割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