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更想听听王旭冉怎么处理这类问题，于是问：“针对这种状况，你现在打算采取什么管控办法？”

“说心里话，老大，我也在发愁。”王旭冉有些心虚的看着李磊。

“宋总前几天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今天我也送你一个故事吧。”李磊说。

曾国藩都知道，但是李磊给王旭冉讲的却是如何与他人相处，曾国藩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楷模。话说这一年，曾国藩在湖南长沙招募训练了一支湘军部队。当时，长沙的治安不好，盗贼四起，搞得人心惶惶。曾国藩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丁忧在家，属于二品京官。训练湘军又是奉旨所为，相当于是钦差大臣。曾国藩出于钦差大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行营中设立了“审案局”，专管治安案件。为了迅速恢复治安秩序，曾国藩在审案时往往从重从快，重则立决，轻则杖毙，就连一些芝麻小事也动用鞭刑。短短几个月内，就处决了200人。曾国藩因此得到“曾剃头”的外号。虽然曾国藩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有越俎代庖，抢了地方官吏的饭碗。毕竟，对于地方官吏来说，断案虽是公事，但案子也是意味着钱财、人情。你曾国藩把所有的案子都断了，地方官吏岂不是喝西北风？而且，“萝卜快了不洗泥”，曾国藩雷厉风行的断案，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时任长沙知府叫苍景恬在回忆录中就提及，曾国藩在一个案子里杀了4个人。然而，那是一个冤案。被杀的是无辜的好人，真正作恶的坏人却被曾国藩给放了。于是，曾国藩得罪了长沙的地方官吏。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来激励、教育将士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效果非常好，湘军的精神状况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与绿营那种混吃等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光是这样，最多只是引起绿营官兵的嫉妒。可是，曾国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要求绿营官兵与湘军一起会操，希望以此来感化绿营官兵，开启他们的天良。会操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盛夏季节，一队人冒着炎热的太阳在坝子上训练，这对于养尊处优的绿营官兵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曾国藩每月还对绿营官兵进行数次训话，俨然不把绿营提督鲍起静放在眼里。后来，还奏请朝廷撤掉了鲍起静的心腹副将清德。这一下捅了娄子。一天夜里，一队绿营官兵围攻了曾国藩设在巡抚衙门里的公馆，破门而入，打伤了曾国藩的几个随从，就连曾国藩本人也差点中刀。那时候，不但绿营提督鲍起豹装聋作哑（有可能还是他鼓动的），连与曾国藩公馆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都装作没看到。踌躇满志的曾国藩，在湖南巡抚和绿营提督的排挤下，搞得狼狈不堪。“吃一堑长一智”之后，他慢慢地学会了与这些有实力的地方大员搞好关系。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并没有闲着，而是经常给湖广总督吴文镕和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汇报工作。曾国藩甚至还经常给骆秉章“诉苦”，倾谈训练湘军中遇到的粮饷、后勤等困难。这实际上是在向骆秉章示好。骆秉章又不是傻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便逐渐转变态度，开始对曾国藩训练湘军的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及至后来，当曾国藩回家丁忧后，骆秉章还主动奏报朝廷，要求让曾国藩复出掌兵。身处职场这个江湖里，一定要搞清楚主要目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太计较一时的得失，这样吧待会我再发给你一个看门人的故事。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单薄的，但是有了大家的帮忙，就能做得更好。相反，多一个敌人就给自己的工作多找一个麻烦。

听完这些王旭冉若有所悟问：“老大，那接下来具体我该做些什么呢？”

“你知道的，你回去好好想想我讲的故事，曾国藩这么厉害的人都服软了，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要学着变通下呢？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帮你，很多事就成了，团队管理也就轻松了。”越往下说，李磊越觉得自己也得到了升华。

很多年后，王旭冉再回首整个职业生涯，曾国藩的这个故事依然记忆犹新，这就是故事的力量，这就是厉害人物的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