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夜值的西城门令，乃是老臣的老乡，是老臣将其全家从奴籍中解救出来，他就算自己死也不会出卖老臣。”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在城池设置城门税，为此多有商人与当地贵族勾结，趁晚上宵禁偷偷运货，这大概就是早期走私的雏形了。

再者，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诸侯国也不尽相同。

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大方向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

而其余六国中，例如赵国就是实行‘农工商牧’并重的经济政策，赵惠文王在任用赵奢（赵括的爹）整治吏制的时候，甚至允许军队开设‘军市’。

而魏、齐则实行‘农公商’并重的经济制度，例如魏惠王时期就曾任巨商白圭为魏国国相。

《史记·货殖列传》亦载：“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意思说李克重农，而白圭重商。

虽然如此，战国时人对商人的总体蔑视还是没有变的，除了少数大富商之外，大多数的运贩、小贩和坐贾（有店面）都是奴隶或者农奴出身，贵族不能作为顾客同商贩接触而有失了身份，社会普遍不认同贵族进入市场的行为，为此甚至出台法律规定：‘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也就是所谓的“由命士（有功名的人）以上不入市，周礼有焉”。

吴埙在大梁做了二十余年宦者令，多有贤名，在这座都市的士、农、工、商皆有其势力，可见他是用心经营过的，等到了危机时刻突然动用这些底牌，颇有种未雨绸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智者味道。

听完吴埙的解释，魏无忌对他的戒心也是放下不少，他有些好奇的问道：

“先王和祖辈的魏国国君就没有想过限制一下贵族的私敛？”

吴埙闻言轻笑着摇摇头，他抹干净胡子上的雪渣子，继续说道：

“杜绝不了的，魏国到处都是贵族大夫，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不是拉不下面子，就是互相包庇，要么就是有利益和合作，总之大魏拢共就地方千里，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王上有意管理，底下魏氏的族人也不会答应，一旦处理不当出现哗变，内部镇压倒还好说，就怕引来强邻的窥伺啊！”

吴埙说着说着深陷的眼眶就看向西方，神色一时间复杂起来，魏无忌似乎知道他意有所指，也沉默下来。

魏国，地处四战之地，东有强齐西有霸秦，南边是个刚灭越国的巨无霸楚国，北边是个刚刚胡服骑射的赵国，战国还是贵族政治的天下，你在这种情况下触动贵族的核心利益引起哗变，这不是找死么？

吴埙似乎是为了缓解气氛，他忽然笑道：“魏公子不必忧虑，王上在这些好处中也是占了一分的。”

魏无忌微微愕然，旋即苦笑，感情连国君都入股了！

他将竹节符节递还吴埙，坐在马车上思虑起来。

他突然发现自己前些日子所拟的强国国策还是太过幼稚了，尽管他以自己对战国的了解做过缜密的思考和考察，可今日与吴埙的一番对话却让他知道自己的发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才仅仅是商业中关于城门税的弊端，大魏国就已经积重难返，更遑论魏无忌去搞些什么军制改革呢？这不是戳那些贵族的脊梁骨么！

想到这里，魏无忌叹息一声，竟从马车上缓缓站起，朝吴埙行‘轼’礼以示尊敬。

轼礼，乃乘车之礼也，乘车人在行车途中扶轼低头，作注视之态，以表示向贤人的致意。

《礼记，曲礼上》云：“国君抚轼，大夫下之，大夫抚轼，士下之”。战国前期，亦有‘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魏文侯在经过贤者段干木的家时向其家门行轼礼）之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