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这样一则唤醒良知的小故事：

有一位得道高僧，住在深山中继续修行。有一天，高僧见月色很美，就趁着月色到林中散步。当他回来时，发觉自己的茅舍正有一个小偷光顾。高僧怕惊动小偷，一直在门口等待，他知道小偷在他这儿不可能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早把自己的外衣脱掉拿在手上。找不到任何财物的小偷离开时，在门口遇到了高僧。高僧说：“你走这么远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呀！夜凉了，你穿上这件衣服走吧。”说着，就把外衣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这位高僧看到他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被整齐地叠好放在门口。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不少误入迷途的人，让我们像故事中的禅师那样，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地和人的良心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天地”所代表的“天理”的存在，才给“良心”提供了坚实厚重的法理基础。“天地良心”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精华所在，理应被我们很好地传承与发扬。

现实社会不需要“满街圣人”，却需要毎个人都讲良心！正是由于某些人良心的缺失，才使现实社会中充斥着那么多的陷阱和坑蒙拐骗。

对于任何一位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想必都能掂量出“天地良心”这一词语的分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凭着朴素的信仰和善良的心灵，代代相传着关于“良心”与“良知”的道德信念。他们不断告诫自己和子孙后代：做人要讲“良心”，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坏事。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良心”这一概念的人是孟子。汉语里的“良心”一词，来自于《孟子·尽心上》第八章：“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于木，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以牛山之木劝诫人们不要放弃了良心。孟子认为良心是人所共有的原本之心，是“天命下注于人”而形成的合乎天地之道的本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人的良知良能，而它们也构成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之端。可见在孟子等儒家哲人那里，“良心”与“天地”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立在他们所信奉的“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之上的。

毋庸置疑，“天人合一”思想曾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政权的思想舆论工具。中国历史上，不仅历代封建帝王都冒充“天子”来“奉天承运”，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连一些草莽野夫、“胆大妄为”之徒，也知道如何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揭竿而起，或者占山为王，割地为侯；或者拼得性命与“真龙天子”决一死战，事情不济也能过一把“一代枭雄”的瘾；“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个受到现代人质疑乃至诟病的因素，是它在与集权统治的复杂纠葛中，使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带上了过多的道德说教色彩，也使传统礼教更显其虚伪腐朽。宋明理学更将所谓“天理”畸形地推到了“人欲”的对立面，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这自然也一度给“天地（理）良心”蒙上了尘垢。但即使如此，尚未到把“天理”全盘否定掉的程度。

近代以来，随着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中国人也越来越割断了人与天地之间宗教般的情感纽带与精神联系，“天地”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实体。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给传统意义上的“良心”观念带来了令人眩目的嬗变。良心，更多地被看作是后天形成的人格修养，与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天地”可谓渐行渐远。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随时可以发现“天地良心”的顽强生命力，感觉到它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谓“苍天在上”、“天理昭昭”，这些词语及其背后隐含的道德信念，不正说明了“天”仍然是当今国人精神价值的重要取向吗？直到今天，我们仍将美满幸福的婚姻看作是“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