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9点多才起，起来后父亲和母亲早就早早的出去了，我喝了两碗稀饭，吃了一块煎饼，看了一会书，晌午时分，母亲回来了，她从手提的布袋子里拿出一个手绢，一层一层的打开，然后拿出一叠钱给我：“这钱你拿着，不够用的话，等你去了深圳，让恁爷（本地方言，父亲的称呼，单字爷指父亲，双字爷爷指祖父）再打给你”.

我问母亲这钱是咋弄来的，母亲说：”钱不好借啊，亲戚们也没有多少钱，我今天一早就去集上了，快到晌午时才把毛驴卖掉......”

“啊？把小毛驴卖了，那恁和俺爷地里的活咋办？以后的耕地，拉车，推磨，咋弄啊？”

母亲笑笑：“这你不用管了，我们自有办法，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理你还不懂吗，白上那么多年学啊？”

我强忍着泪水，从母亲那干枯的手里接过来一沓钱，数了一下，一共1080块钱，我拿出80块塞到母亲手里：“娘，我拿1000块就够了，下午我就回学校了。”母亲说不用，你都拿着吧，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事事都要钱的。我硬塞到了母亲手里，吃过饭，就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后，我们几个报了名的学生会干部，赶快过去帮助刘处长，经过统计筛选，层层审核，最后确定了98个男生，22个女生，其中大部分是我们财经学院的国际贸易，财会，商会，英语，涉外文秘，工商管理等专业和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因为段总说了，这些专业的学生在深圳很有就业前景的，需求量也很大。但是一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天，还有很多人希望也能去，要求带上他们，也想去深圳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们只有不厌其烦的给他们沟通：我们第一批人先去打个前站，看看深圳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就慢慢的开拓为一条就业的新路子，到6月份毕业后，你们就可以去深圳了，而且还有之前去的同学可以投靠，不是很好嘛。

学校出面统一到火车站订了到广州的票，我们也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同班一个官二代同学孙焱送了我一身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他说那是他爸爸参加省委党校培训时发的纪念品，他和他爸爸都不爱穿，所以送给我了），特别感动——焱兄，多谢了，20年后，兄弟依然记得此事。

我和几个同学跑到火车站北边的朝阳市场，添置一身行头，一双黑色的运动鞋（75块），一件米白色衬衣（35块），一件蓝色的休闲西装（70元），一条紫红色领带（15元），然后又买了一张20元的300电话卡，据说是全国通用的，0.26元一分钟。那件我35块钱买的衬衣，一直到现在都还整整齐齐装在我家的衣柜里，每年我还要拿出来穿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