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寒暄之后,
霍耀文正准备告辞回宿舍的时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封面上的标题很醒目:论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识的将杂志拿起来一看,正上面写着明报月刊,翻阅到写有标题内容的一页:
“1961年,香港大学教职主任,新亚书院创始人,哲学教授,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对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说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
在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击海外华人社会当中,急谋归化外国的风气,指他们匆匆放弃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习俗。
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布,迅速的轰动港岛以及海外的华人群体,就中华文化的现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
唐教授大力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批判那些以进步或时代潮流风势之名,或以打破狭隘国家民族观念为藉口,抛弃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结合哲学思辨的口吻和激动的语调,写道:五千年之华夏民族,亦如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随风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摄自固之道”
“香港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摒弃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传统与文明,舍近求远,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个早茶,坐个黄包车,都是满口的洋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知识分子的标杆和身份。
这种求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而只是轻薄自己与祖先罢了。
三年后,唐教授又再发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一文,进而批评香港学术文化教育中之价值标准之外在化,并大力抨击部分华人知识分子放弃守护民族自身学术及文化的价值。
唐教授认为当今的学术风气,是以他人之标准为标准。
文章中写道:“必待他人之认识与批准其有价值,然后能自信自守其思想与人格之有价值之处,此即为奴隶的人。
这事一种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进至一切求信守于他人的悲哀。
这种只居于求信守于西方人,只求西方人加以认识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认识自己”,是一种奴隶意识之开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来文人,1949年春,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
到香港后,唐君毅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一切本该都很顺利,但在1964年,香港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英政府强行要削弱大学书院的自主权,这也导致后来在1973年,唐君毅愤然辞去大学教师职位,以及新亚书院校董一职。
所以他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被边缘化,以及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处境十分愤慨。
自明报月刊重登发表了唐君毅几年前的两篇文章后,香港无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撰稿人就这篇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是盘古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国人的回归
撰写这篇文章的是盘古杂志的执笔主编,同时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包错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两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读,后在文章中提出了回归这项议题,呼吁全港推动海外中国人的“回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