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这是宋兆霖翻译的《双城记》的开头，我大约是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过这部小说，现在，所有的细节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这段话，而且也仅仅只是记得它的句式，以及极端的表述方式，它的具体内容是我翻找当年的摘抄笔记才复制下来的。这世上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我又不可能像高校或者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一样，去购买、收藏所有图书，所以我喜欢用摘抄的方式，好像从初中时候开始，我就喜欢用本子把书中的好句子和好段落抄下来，闲暇时候，翻开看看，重温阅读时候的惊奇感，这是非常好的方式，不仅可以常常温习那些读过的、但又无法拥有的书，还可以在多年以后翻开，回忆当年读那本书时候的情景，这一切都非常有用，也非常美妙。

之所以会想起这段话，主要是在70周年国庆之际，有许多感想需要抒发。

昨天一天我和书阳是在高铁上度过的，并没有机会收看庆祝联欢活动，只是在列车钻出隧道的间隙，断断续续地观看了一些片段，非常振奋也非常自豪。

这样的激情已经好多年不曾有过了。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其实我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虽然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受过不少穷，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挨过饿，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我出生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鱼木溪还没有人出去打工，所有的田地都种着庄稼，一年四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农活，对于小孩子来说，季节的变化可以用庄稼的生长阶段来区分，父亲赶着牛去犁田了，母亲扛着锄头去翻土了，证明元宵节过完了，春天来了。当蜜蜂嗡嗡地围着油菜花转了，春天就已经过半了。当母亲挎着竹篓去茶场采茶了，证明清明节到了，油菜快要收割了，等采完了谷雨茶，就该下田栽秧了，春天也就要过去了。当父亲每天都在关心稻田里的水，查看稻秧的长势，说明夏天到了，稻子迎来了最佳的生长期。当父母亲起早贪黑，开始去收地里收玉米和早一季的黄豆了，说明初秋到了，收获的季节来临了，等到稻子变黄，中秋节就快到了，又是一轮忙碌的时节，多半是全家出动，赶在天气转凉之前把所有的稻谷都收回家里。等到稻草垛堆在稻田里，青蛙和蛇慢慢消失踪影，证明冬天就要来了，村庄终于迎来闲暇时光，手艺人可以开始做活路了，我的父亲和堂兄擅长木工，他们经常结伴出去做工，为有需要的人家做锅盖和家具。当他们带回来做工的钱，对着正在纳鞋垫或者打毛衣的妻子眉开眼笑的时候，证明就要过年了，一年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