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包拯是享誉朝野、扬名四海的名臣、老臣、廉正之臣，甚至有“大汉第一肃臣”之称。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们，也从不否认其能干与节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内外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的同时，关于他的死因，还引发了大量猜测。有说他累死的，有说他病死的，还有说他是被气死的，以及被奸党害死的......

而“被害论”流传最广，引发的讨论最多，调动的情绪也最高。至于事实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种传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对权贵、对官场的预期与想象。

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统二十一年前后，大汉帝国的政治形势，是怎样一种状态：紧张乃至浑浊。

从帝国内外廷的格局来分析，传言中所指的“奸党”，大抵指两派人，相党与阉党。这里的相党，单指尚书令王士廪一党，阉党则以内侍后省蔡诀为首的当代阉宦集团。

先说阉党，宦官集团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毕竟他们是作为皇权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汉帝国，宦官的能量，也从来不容忽视，仅看建国一百多年来，内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当然，一直以来，宦官的影响力，主要限制于内廷，作为皇权最忠实的爪牙而存在。这其中，固然有帝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跟过去几代帝王“成材率”比较高有关，使得宦官势力在壮大过程中，呈现一种利大于弊的结果。

但进入正统朝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宦官势力持续壮大，并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内廷向外廷扩散。出现这种问题，根子还是在皇帝身上。

正统皇帝刘维箴，或许短于智慧，怠于政事，但对于自己的权力地位，看得还是十分重的，也尽力在维护。除了提拔王士廪等亲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团聚在他身边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国的宦官机制架构，可是由世祖皇帝构建了，经过百年的发展，权责职能已经相当成熟完善，内侍前后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盖整个宫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仆走狗，刘维箴安居龙床的同时，方能对朝廷局势有个相对清楚、及时的了解。

在正统前十年，是帝国臣权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时宫廷还很平静，宦官爪牙也还算安分。然从范仲淹罢相之后，刘维箴的帝位也到了无人可动摇的时候，宦官也开始露出锋芒了。

简单地讲，就是宦官有些不甘于继续待在“传统领域”了，开始把手往外廷伸，开始干政了，明目张胆的那种。

而这，显然是不为当政权贵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时期，都不断有朝臣敢于诤言，何况在他刘维箴。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时任尚书令的曹伦来了个大的，带领群臣，一起向皇帝施压，请罢阉党，杜绝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风气。

虽然当了十几年皇帝，刘维箴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他软弱的本质由此暴露，应对失措。最终迫于众情，选择了妥协，将石全彬、陈巍等几名权宦给黜落，风波由此平息。

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是那么好得罪的。曹伦藉此，获得了巨大声望，但很快，就被王士廪给取代，毕竟影响了刘维箴对皇后的感情（虽然那时候刘维箴对曹皇后只剩下相敬如宾了）。毕竟都是曹家人，甚至可能影响到太子刘修远。

同时，在罢了石、陈之后，刘维箴又迅速提拔新人，蔡诀就是这个时候上位的。蔡诀，别看是个宦官，但此人绝非凡人，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出身也不普通，他的养父乃是世宗朝时皇城使蔡敬。

也正是在蔡诀的建议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须知，作为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实上一直是被当权者所排斥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畏权贵”。

包拯这个人，品性、作风如何，从他当年担任洛阳府尹如何，就能可窥一斑了，朝中掌权者也都清楚，把这么个人，抬进政事堂，绝对是自找麻烦。

因而，宁与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当年范仲淹曾尝试过，但最后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东南转运使之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诀向皇帝建议，把包拯从岭南巡抚使的位置上的调入中枢，拜相，还是都察使这样一个位置，对帝国权贵来说，是怎样一种约束与震慑。

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拯担任都察使以来，朝廷风气是有所扭转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冲锋与坚守。

当然，包拯并不领蔡诀的举荐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禁止宦官干政，约束特务爪牙。在任以来，除了打击贪渎官僚、不法勋贵，对宦官集团仍旧重点“照顾”。

也就使京中传播着一种流言，说蔡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包都察抗争权阉”的戏码，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传奇故事之中。

事实上，包拯与蔡诀之间，从没有直接冲突，蔡诀上位后，并没有纵容宦官，相反对那些“宦子宦孙”，多有约束规制。包拯攻讦打击的宦官，也仅是就事论事。

只不过，权宦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