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登上证人台的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证人是今野荒树。
今野的年龄,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根据情况,或者放在后边去做,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公审部的检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我也经历过几起。
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
当然,同样是商业公司,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今野这个“曙光商业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听说过。
“证人认识被告吗?”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有所接触。”
“那么,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战争结束。”
“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在问一个连队吧?”
“是的……”
“部队驻扎在哪里?”
“在这四年当中,驻地经常变动,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全都动员起来了。”
“说得简单明瞭,很好。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
“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粮食等物资。”
“那么,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
“当时,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但是,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却的命令,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剩下的全部烧掉。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向苏军投降了。记得是十八日,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
“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注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喽?”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况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