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浙江民营企业里做到管理层，有时也照样从事体力劳动。

用岳老三的话说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靠体力挣钱。”与那些靠技术，靠外贸业务赚钱的人，在浙江的小企业里，一般管理人员的薪资，仅比普通工人高一点，大多数还没有计件工人的计件工资高。

盖大龙在打工的岁月里彻底沦落为产业工人中的一份子，别人戏称他们这样的管理人员是“苦力头”。

有时盖大龙也想过，哪怕当年上个师范大专出来教书也比打工强吧。

曾几何时，盖大龙想通过学习，提高学历，充充电，在浙江这几年他明显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被老板榨干的干电池，一直在放电，没有充电的机会。

村子里有女学生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到市里学校教书，在村民眼里，这类孩子有出息，工作稳定。

像盖大龙这样在外打工的打工仔是没出息的，除非像二黑那样的大老板衣锦还乡才被村民们看的起。

想到这些，盖大龙自我安慰，农村向来都是如此，看盖士村那些做豆腐卖菜的，九十年代时看不起那些出门打工的，以为自己在家做点小生意也能养活一家人，就觉的自己混的好。

十几年后那些最早一起出门打工的，回到村子里盖了楼房，在城里买了房，做了生意挣着钱的人，他们看人过的好又会眼红别人。而自己做了一辈子豆腐，到老仍然是个手工作坊。

沿着师大往前走依次是外国语大学，政法大学，邮电大学，省城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这一路集中了西北最好的高等学府。

“要是谁家的娃儿能到这里上大学，那可就是光宗耀祖了。”同行的老李看着沿途的大学开口称赞。

南乡县是个农业县，从高考扩招开始，各家各户农民都送孩子读高中，考大学。在信息落后的山区，农民家庭只知道大学毕业国家不再分配工作，叫自主择业，双向选择。

盖大龙作为那个时期的大专生，毕业后就南下广东打工，后有辗转到浙江打工，这一打就是十几年。

所谓自主择业就是自己找工作，盖大龙家就是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去世的早，念完大专家里已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从学校里出来，他就一头扎进工厂里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

那些家住大城市的同学，在他们的童年经历过国企工厂生活，他们对工厂不陌生也不敢兴趣，有的家里有门路的，就在省城落地考了公务员，成为体制内的人。有的做生意，在官商两道混的风生水起。

盖大龙与他们相比，就是在补自己欠下那十几年的工业帐。他从工厂里的储备干部开始，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从生产做到行政，又做到品质，在一个公司，一家企业，除了业务岗位没做之外，其他的岗位已经做了个遍。

在打工的职业生涯中，那些读过本科，硕士，博士的领导同事，他们的年收入是盖大龙的几百倍，几十倍。

那些做技术的，做研发的，做业务的，做企业管理的，大部分都是本科以上学历，这说明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想到这些，盖大龙感叹自己读书不够，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改变生活。已经三十老几的他还有没有机会去改变。

英语，贸易，管理，食品技术，哲学，这些都是他渴望要学的。

他深刻的记得，自己在浙江当行政经理时，每次来了外国客户需要招待，都是业务员做翻译的，他学了十几年英语却无法与老外沟通。

他从一个文秘毕业的大专生从事工厂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品质管理等与文秘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领导说过，农家子弟还是要学会一门技术，可以养家糊口，多学几门技术，艺多不压身。

现在盖大龙就在这些高等学府的门前经过，这次的经历与以往不同。在经历了由打工转向创业的这个阶段，他更加对知识有渴求。

车子沿着长安大街一路向北，沿途高楼大厦对盖大龙没有什么吸引，在打工这十几年里，他见过的楼比省城更高，商业更繁华。

打工在外十几年，盖大龙一直有缺乏一种归属感，工资存下来，拿回南乡县消费。他没有在打工地买房，买车制办产业，而是把南乡县老家的房子造的漂漂亮亮，他没有在打工地落地生根，而是一直牵心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同期和他一起出门打工的同学，有的早就在打工地买了房，买了车，有的甚至把户口都迁了过去。

可是盖大龙还是心心念念的想回南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