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事后，我和乌贵还有张强的关系越来越好，和杜得银却渐行渐远了，不是因为他事到临头的软弱，而是对待垫付医药费的态度上。

他一直推说没钱，让我们自己找厂长借，工资上扣。在乌贵强行拉住他，从他包里翻出几张四人头后才闭上了嘴。

我们几人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稳妥的解决了。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打架的第二天，厂长陈自强把我和乌贵、张强三人叫到厂长办公室；一人发了五十块钱，说是这两天的工资；请我们仨离开砖厂，另谋高就。原因其实很简单，厂长也是外地人，害怕我们仨人继续留在砖厂，当地人会再次来找麻烦。

杜得银因为是砖厂老员工了，平时里和当地人关系也不错；确实这次也没有出手打过王亮，所以当地人不太会去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应该是没事的。

厂长既然都这样说了，我们仨人也没有脸好意思继续留在厂子里给别人添麻烦了，三人短暂商量了一下；准备拉着杜得银一起回老家，他却说他不想回去；他还要在这里挣钱。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好勉强，三人一言不发的回到宿舍；各自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和杜得银简单的告个别后；三人走路就直奔火车站而去。

我们仨每人花了三十六块钱买好了票，坐在候车室吃着泡面聊着天，乌贵和张强满脸洋溢着回家的喜悦，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想想出门时的信心满满，再想着家里的情况很是忧愁。

候车室的电视机上适时的传来了一阵庄严肃穆的哀乐。那位籍贯四川，对国家有着卓越贡献；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写下改革壮丽诗篇的老人今日魂归大海，走完了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空荡荡的候车室里安静的只剩下早春的寒风一直在呼啸着，冰冷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