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人互相留下联系地址和方式后，我和乌龟，张强在县城里吃了顿散伙饭便各奔东西。

母亲泪眼婆娑的一边给我在锅里炖着肉，一边给我说着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所有情况。

就在我出门打工，走后的第四天，我那个已经消失长达大半年的父亲通过乡里邮局寄来了一千块钱和一封家书。

原来父亲和人合伙去了贵州省的兴义市学做生意了，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父亲也没有说清楚，只说是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没有及时通知到我们，很是对不起我们娘俩。

母亲和父亲写信说起我辍学去打工的事情。望子成龙的父亲还是希望我继续念书，光耀门楣。

我不想读书，在领略到了绵阳，广元大都市的繁华后，在看到了城市里衣着光鲜的同龄人后，我实在是不想上学了，满脑子里都是打工挣钱念头。

被母亲以调养身体的名义留在家里两个多月以后，我们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那时候电话都是打到乡上邮电局的，邮电局的工作人员会通过赶场的人带信，让人几点去接，接一次电话收费一块钱。

我一直都在质疑它的收费合理性，却不得不掏钱。

父亲在电话里只有寥寥数语，如果我实在不想继续念书，他寄路费回家，让我和母亲去贵州和他团聚，顺便看看给我找个事情做，不能让我在家浪荡，走他年轻时的路。

在五月第二天的清晨，简单的收拾好了行李，拜托左邻右舍照看一下房屋后，我和母亲坐上了开向省城成都的汽车。

与第一次出门的方向恰恰相反，去陕西是北上，到贵州算是南下，父亲所在的兴义市更是要从成都坐车到昆明，然后转乘卧铺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