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长安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位于关东的雒阳城在王莽时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具备定都条件。

更关键的是，雒阳与南阳和颍川相邻，文化风俗接近。

在南阳和颍川政治集团的推动下，后汉定都雒阳，关东的政治地位骤然上升。

如此一来，凉州不再是首都的直接屏障，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前汉时毗邻首都所享有的政治便利也不复存在。

并且，伴随着匈奴的分裂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不再构成严重威胁。

前汉经营西域诸国，本是为了侧击钳制匈奴。

既然匈奴的威胁已经消失，后汉朝廷对西域的经营就远不如前汉那样用心了。

西域战略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凉州被朝廷进一步冷落，乃至逐渐边缘化。

前汉一朝，继承了秦朝的军功制度，武人可以凭借军功加官进爵，转做文职当上丞相的也大有人在。

凉州武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文官差。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性地位，此后儒学素养成为选举官员的重要依据。

后汉继承前朝后，在关东儒学素养高的士人集团的推动下，将选拔官员的“察举制”进一步完善细化。

察举是指州郡长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举荐人才。

察举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等等，孝廉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科。

“孝顺”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观的体现，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获取。孝廉的举荐权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从后汉中期开始，察举者必须参加公府考试。

于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充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后汉各级政府。

富裕文明的关东地方大族，能为族人提供“明经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后汉朝士人和官僚多来自关东地区。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关东的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

这几个地方的关东大族还通过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复杂的政治集团，帮助他们的察举者进入朝廷担任官职。

为了让自家的子弟能够把持朝政，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的士人当然要排斥他们关系网之外的士人官员，强化其相对于其它地域政治集团的优势。

同为帮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功臣，冀州、幽州这些地方的士人集团都受到了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政治集团的排挤，在政治上不太如意。

被光武帝征服的凉州士人集团，当然更会被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政治集团所排挤。

即使是凉州有文化的士人代表张奂和皇甫规，也不被关东士人集团看在眼里。

陇西郡牛氏，固然是凉州名门，但是关东士人又怎会放在眼里？

牛平前往颖川郡，不是拿自己的热脸去贴颖川士人的冷屁股么？

甄逸认为，牛平此举，要么是他笨得看不清天下形势，要么就是他志存高远，所谋甚大。

从平日的交往中，甄逸知道牛平不是一个笨人。

可是，牛平只有一个十七岁，尚未成年。若说他所谋甚大，似乎也匪夷所思。

善于投资的甄逸也看不清牛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