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何亡？

这是扶苏思考了整整五年，如今已经进入第六年的问题。

结合后世史家观点，以及自己这几年来的亲体验，扶苏将这个问题归结到了五个可能的方面。

首先是道德因素。

这是整个历史中，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最重视的观点。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因被收录入《史记》而广为流传的贾谊《过秦论》：“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然后以**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何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个论点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至少是有失偏颇的。

秦朝的统治是否是残暴的？

单看始皇为修筑长城、骊山墓、阿房宫而发动的大规模徭役，以及无数被判终生苦役的罪犯，还有名目繁多几乎可以写成一部专业著作的死刑方式，就可以看出秦一代的确是有着残暴的刑罚和剥削的。

然而有一个设想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其他国家拥有秦的实力，那么它们的所作所为也许与秦相比，不会有多大的差别。

在现代人看来极为残酷而无法接受的刑，对于秦以及它之前的时代人民而言，是司空见惯的。

只以之前所说的弃灰律做例子，在商代弃灰于道是会斩断右手的，而在秦代只是刮掉胡子眉毛而已，这已经说明了至少在某些律令上，刑罚是在减轻，而非加重的。

至于名目繁多的死刑，也基本上并非是秦原创的。

比如炮烙、镬烹等刑罚，经常见诸战国其他国家的记载中，著名的就有周夷王烹杀齐哀公。

秦之前有纣王烹伯邑考，秦之后有项羽烹杀周珂、明宣宗烹杀朱高煦。

另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汉代。汉承秦制，可不仅仅是继承了它的郡县制。

从出土的法律文书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直到汉文帝改革刑制之前，汉代的刑罚相比秦代是没有减轻的。

翻看文献可以得倒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儒家大本营，齐鲁之地的王似乎是犹为钟烹杀这样严酷的刑罚的。

甚至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可以谨慎地认为，在汉代的早期，刑罚的残酷程度相比于秦代是有一定程度的加强的。

因此与其说是儒者们反对秦是由于它的严刑峻法，不如说是反对秦更为有效地推行了苛政，以及秦一直坚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至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同样成为了“受害者”。

紧随在第一点之后的，同样是道德论者的一个特殊论点。那就是秦之亡，还在于关键人物的智能缺陷。

秉持这个观点的，并最为全面阐述的同样是贾谊。他在《过秦论》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三主惑而终不悟，不亦宜乎？”

贾谊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不肯纳谏，秦二世同样如此，而子婴则软弱和生孤独——赵高在杀二世将子婴奉为王时，并没有给他“皇帝”的尊称，因此一贯认为子婴不为三世。

《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同样认为二世极为愚钝，说他“人头畜鸣”。但对于始皇帝，他虽然将其称为吕政——以诽谤他的出——却称赞始皇“盖得圣人之威”，认为他所创建给后世君主的政治制度是十分优秀的。

同时，班固也为子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褒扬，认为他尽管表现出软弱和缺乏锻炼的格，但至少他有勇气杀死赵高，认为“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个观点看似客观，但其实是儒家从道德上批判秦朝的思想的自然延伸：正因为秦朝苛政害民，所以他的统治者自然得不到上天庇佑，而成为有缺陷的人。

这种因果倒置的结论，是唯心主义的正常逻辑。

对秦朝灭亡进行的第三点总结是指责它摒弃传统。

博士淳于越是以这一观点最早进行对秦帝国政策的批评的，认为秦的政策与古代圣王之制大相径庭。而他对始皇的进谏直接导致了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

从此以后，李斯的建议一直是陈腐的儒家对秦朝进行批判时极为喜引用的材料。

贾谊同样没有缺席在这一层面上的批判：“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帝国就不至于灭亡。

这一观点是极为可笑的，李斯在淳于越奏对之时就已经对他进行了详尽的批判，他以周为例，说明了分封诸侯国只会引起国家的内乱，导致中央政权的衰落。

即使对历史只有一知半解的认识，也会知道行政的本领应该是在于将国家置于中央统治之下，而不是将其分为属国。

汉代在这一方面对传统所做的让步，给其自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第四个观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们所提出的，它可以笼统概括为社会因素。

通过《史记》详尽到让人疑惑的记载，陈涉在带领囚犯开始造反之前，曾是一名雇农，或许甚至是契约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