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君千里，仍终须一别。

何况只有八十里。

在彻底出了寿春郊野范围后，一路送行的春申君黄歇终于与楚王在离城后的最后一场宴会最后悲声作别，其后便转身马离去了。

夕阳西下，春申君病弱却一贯坚强的背影，此时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突然显出了落寞的颜色，令人观之几乎潸然泪下。

从始至终，一直都跟随楚王左右的扶苏都没能与春申君说半句。

或许是在被扶苏诈过一次之后，春申君便再不愿与他多言了。

扶苏当然能够理解黄歇的愤然。换做是他自己，也不会原谅一个出尔反尔之人。

只是有些可惜，春申君这样洒脱自在的灵魂，正是扶苏所欣赏的。

若两人并非身处敌对阵营，或许能够成为知己也说不定。

然而这个机会却被扶苏亲自放弃了。

后悔倒也说不，毕竟扶苏一行出使楚国原本就并非是为了交友，只是如此相得的俊才与自己擦肩而过，难免便多了些愁思。

再联想到春申君本就病入膏肓的健康状态，此一面或许便成永诀，难免便让人在愁思中又多掺杂一些别样的情绪。

见扶苏兴致不高，楚王便没有强拉着他参与接下来的饮宴，而是放了他回去休息。

扶苏确实也没有心情继续周旋在虚情假意之中，便在谢过楚王之后托词身体不适早早离席了。

离开宴席之后，扶苏却未回到马车中去，而是只带着高进与姜崇两人乘着月色御马登了一处略高的土丘之作远望。

将缰绳抛给高进，扶苏走近崖边，任由夜风徐徐抚过。

远离了宴会的喧嚣，四下静谧之中耳边只有不时传来的蛙声。

此间已是寿春远郊，在夜幕笼罩的视线不可及之处，应是散落着稻田处处。

不同于北方广泛种植的五谷，楚国最重要的种植作物便是此时只在南国才得见的水稻。

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谓的“饭稻羹鱼”，便是说的楚地风物。

语出《货殖列传》：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抄，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眥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简单翻译为白话文便是：楚国地广人稀，以稻米和鱼为食，刀耕火种，可以捡拾瓜果螺蛤来吃，不需要从商人处购买便能自给自足了，但这也导致了楚人没有积攒的习惯，因而导致了广泛的贫穷。

因此江淮以南，不会有冻死或者饿死的人，但也没有大富大贵的家庭。

司马迁在作《史记》之时当然有着为当权者服务的政治倾向，然而总体而言除了明显被后人篡改过的篇章，还是保留着史家基本的良心。

比如对楚国的这段描述中虽然有着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不过也将楚国最大的问题揭露了出来。

那就是楚国令人羡慕的肥沃土壤之，滋生了楚人的享乐主义思潮。楚人爱好举办饮宴，就是出于他们从无积攒隔夜之财的习惯。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自然是洒脱了，然而在这战国大争之世，广泛的享乐主义就导致了楚国必不可能肩负起统一中原的任务。

这与能力无关，只是没有如此做的动力。

因为对楚人来说，这项任务太沉重而显得没有必要。

如果能够轻易就获得温饱，那便很少有人会再愿意辛苦工作，这个道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古代埃及人的懒惰就令他们的邻居希腊人羡慕不已。

凭借着尼罗河的定时泛滥，埃及人不需要耕种劳作，只需要每年定时将种子随意播撒在尼罗河两岸，然后便等待河水泛滥的自然灌溉，就可以期待之后必然的丰收了。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几乎是以嫉妒的口吻记录下这等事的。

这也是为何在***教的广泛传播之前，除了少数几位帝王之外，古埃及人几乎从未有过企图征服其他民族的愿望。

同样因为能够轻松地自给自足，楚人大多满意与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而吝于将视线投得太远，这也是楚国从未能够实现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因为楚人从没有如此去做的必要，既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进行协调，那为何还要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政府来呢？

仅是为了满足政治家的野心，是难以实现这样的统治的。

楚悼王时代的吴起也好，如今的屈子也罢，都无法从根本扭转楚人的思想，改变楚国的政治面貌。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大氏族的权益，商鞅变法所触动的利益更为深远和广泛，虽然最后同样被企图复辟的老氏族复仇，但他的变法毕竟是成功了的。

楚国变法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得到底层民众广泛的支持。

是楚人不爱屈原吗？

楚人对屈原的爱无比深沉，两千多年后仍流传的端午节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然而没有现实的动力，再如何深沉的爱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

但又换言之，也正是这样的土壤，这样的风俗，才会产生黄歇这样性情洒脱的人物。

也才更会有屈原这般名篇传诵千古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