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你把公函给我传真一份过来。”很快，关恒收到了传真，确实如单鹏所说，联盛公司只提到了结清余款，而没有提解约函的事儿。

在起诉之前，关恒还需要认真的再梳理一遍合同，按照合同中约定的时间顺序和履行顺序，整理一份书面文件，再把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和这份文件进行对应，作为支持诉讼的核心材料。

当然，诉讼并不是目的，获得能够正常使用的显示屏，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单鹏也认可关恒的想法。

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起诉，都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过早地起诉，会导致双方谈判的破裂，而一直不起诉，则会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软弱。

以打促谈，最终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问题，才是实现商业目的的最好的手段。

“你安排人告诉联盛公司，说你不在商都市，正在外地出差，已经把消息告诉你了，但需要等你回来才能给他们正式的答复。”关恒通过电话给单鹏支招，“告诉你的人，态度一定要好，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有诚意解决问题。”

果然，联盛电子公司在得知单鹏不在商都市后，并没有说其他的，而只是要求精英培训学校能够尽快决定给他们一个答复。

这是双方的第二个回合的交锋，属于非面对面的交谈，在这次交锋中，关恒试探出了对方的底线，即联盛电子公司并不想为这笔十几万元的货款，就急急忙忙在闹上法庭，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个判断，对关恒“以打促谈”，最终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

一周后，关恒告诉单鹏，让他联系联盛电子公司的老总，双方私下里见次面。

关恒提醒单鹏，在和联盛公司老总见面时要适当的低调一些，要表现出来一种损失很大的痛心，要告诉对方这块儿电子显示屏对学校的重要性。同时要暗示对方，如果联盛公司能够提供满足需要使用要求的显示屏，双方一切都好协商。

关恒如此安排的目的，一是怕联盛公司急了眼，主动向法院起诉，从而导致自己的安排落空。二是把自己的底线摆在明处，要让对付对方清楚，精英培训学校只是想要一块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显示屏。

又一周后，单鹏将自己与联盛电子公司老总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关恒。

果然如关恒所料，当联盛公司老总知道，单鹏只是想要一块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显示屏时，表现的很开心。最后两人决定，将这件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具体进行协商。

此时，距离精英培训学校发出解约函，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了。距离关恒所希望的拖延两个月以上，还有一半的时间。

又过了半个月，单鹏告诉关恒，经过两次协商，双方初步达成协议。

现在已经安装的电子显示屏，由联盛公司负责拆除，然后仍由联盛公司提供能够满足精英培训学校使用要求的显示屏，并负责安装，学校需要按照市场价格向联盛电子公司支付费用。

至此，这件事情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而且双方都还比较满意。

单鹏在告诉关恒这一结果时，也问了关恒，如果双方把官司打到法庭上，结果会不会更好？

关恒说：这种官司打起来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联盛公司提供了与合同约定技术参数一致的电子显示屏，虽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联盛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一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我们将会失去对案件结果的控制，最终案件的走向，我们将完全无法预测，可能完胜，也可能完败。现在这种通过协商的方式哦达成和解，各退一步，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了。

“那为什么前期你安排一定要想办法拖延两个月以上呢？”单鹏不解的问。

“因为最高法规定，如果联盛公司在收到我们发出的解约函后，两个月内没有向法院起诉，而联盛公司又主张咱们发出的解约函无效的，法院不会支持联盛公司的主张。再通过一些其他的运作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关恒解释道，“但那种结果，对我们双方来讲，都算是一种损失。现在的结果不是很好吗？双赢才是真正的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