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恭试图用商鞅的观点说服王政，说道：“战争是让建州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

然而，杨思恭没有说的是，商鞅把百姓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兵源充足和社稷稳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强兵，另一方面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文雅儒士无法认同的。

杨思恭从来就没有不以什么文雅儒士自居，他只想抢得头功，既然已经认定霸业一统是王政想要的结果，哪怕最终落得和商鞅一样的下场，他也愿意。杨思恭搬出商鞅的思想，分析道：

“商鞅曾经说过，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

杨思恭学习商鞅，把粮食看做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商鞅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借此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并提倡各种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商鞅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商鞅颁布的《垦令》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恶农，慢惰、倍欲之民。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杨思恭建议出台限制商业的法令，控制粮食买卖和矿山国有化。只要不允许粮食交易，商人就无从得利，家家必须去种地，由此，粮食产量必然提高，而官家则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杨思恭想帮王政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把矿山收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除此之外，还要对工商业坚持重税政策。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流通，杨思恭甚至建议下令在建州五县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

在杨思恭看来，建州的百姓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多少和杀敌多少。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不久以后，建州必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性城池。建州的民众将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如果这一制度能够持续下去，建州必然通过战争获得周边的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得以改造，然后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潘承祐和杨思恭的想法并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两人在军爵制度上就达成了一致，建议采用商鞅的军爵制度，收回了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而且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并设计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