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班马优劣，或者说之所以可以讨论班马优劣，原因在于司马谈、司马迁迭为太史公，班彪、班固都专心史籍，班固更是受皇帝之命撰述汉书，两者都是史家史记、汉书又同在史部的正史之列。这是我们讨论两者优劣的基石。班、马所撰汉书史记双峰对峙，并称史学巨著，然而两者各有所长。概而言之，以体例论，史发凡起例，启百代之先汉完善定型，创千秋之业。以内蕴论，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融洽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以人物论，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以文章言，史神明变化，汉严缜绵密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

这就是挖坑。

我承认史记厉害当然，不承认也不行，什么“发凡起例”“神明变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说的我都替你说了，你好意思当复读机，把我说过的好话再捡起来重说一遍么？而且你也认识到汉书不是摆设，它和史记应该是环肥燕瘦，各有风姿，互有长短，而不是史记一骑绝尘。你说对吗？

听到江水源的立论，评委席上周执笏等人眼睛一亮，互相对视了几眼，然后微微颔首，一副心有戚戚的样子。台下观众绝大部分都听不懂江水源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过不要紧，那一连串气势磅礴、对仗工整的排比就像相声里的贯口、美声中的花腔，让人不明觉厉，忍不住想拍巴掌。

但江水源根本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毕竟鼓掌也是要占时间的，他的时间可不能浪费：“但我们认为班优于马，原因在于司马迁好奇而班固雅平，故史记芜杂而汉书纯正。具体而言，史记尚有战国纵横家习气，多奇谲纵横、权谋之术，类似先秦诸子，为正史与杂记、辞赋的杂糅而汉书则不激不厉，纯然史家笔法，范晔称赞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亢，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其一。

“其二，史记体例不纯，用班彪的话说，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刘知几也批评说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不像汉书全书体例统一，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成为后世历代撰述正史的楷模。

“其三，史记有违怨而不怒的圣人之教、中庸平和的尊经之旨，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而贱守节而贵俗功。早在西汉，扬雄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建武四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到三国时，谯周也认为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而班固的汉书则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深合教化之意。”

说史记不好，尤其说它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放在别的地方绝对是妥妥的毒点，能被吊打一百八十个姿势不重样！

什么叫不够中庸平和、有违圣人之教？分明是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家，思想先进，包容并蓄，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评精神，富含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用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谴责了封建社会的残暴统治，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怎么到了您这儿反倒变成了反面教材？

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江水源也不敢这么说，因为绝对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可到了国学论难赛场上，不仅要说，还要旗帜鲜明地作为分论点。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学”论难！

何谓“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中华传统学术无论你怎么分科分类，都必然以儒家为主、经学为先。舍儒家、五经而谈国学，就好像离开力热声光电而谈物理、离开元素物质而谈化学，绝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时候敢这么离经叛道，否认中庸平和、圣人之教的可没几个。更何况这是“国学”论难，刚才那些思想、精神和人文关怀可都属于违规内容，就算你敢这么想，你敢这么说吗？

江水源正是捏准了这一点，才敢大张旗鼓亮明观点：有本事你们就批驳试试，要是能不违规，算你们今早上刷牙刷得干净！

“正是综合以上三点，所以我方认为班优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