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

“我确定啊，我方里之前总共就出了几个碎瓷片，时代不都是您帮着定的吗？”

“唉那就好怪了，我今天回来查了书，也问了同事，没人见过这样子的东西，按理说一个省里历史时期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怎么会没人见过呢？”

“这问题您别问我，我见识比您更少，您和几位技工老师都不认识，我更不可能认识了。”

“那这样，我请我老师过来看看，他如果不认识再去他的圈子里问问没准就有门儿了，你明天去继续清理，争取把它的坑做得好看一点，他应该下午就能到。”说完跟我告了别，就回了自己屋。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想再多也没用，读的书就那么多，搜肠刮肚也不可能灵思乍现，所以还是早点睡觉休息的好。

第二天，我安排好村民，自己继续琢磨这东西怎么做。按照田野金石工作规程，应该把他算在一个坑里，马队说把坑做出来就这意思。不过这东西跟别的不一样，因为它又粗又重体积还大，如果直接把周围的土弄掉，他会有大于四分之三个面会暴露在外面，不过这柱子是斜埋的，有滚动和滑动的风险，到时候如果伤到我和民工就不好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不管它，先把这一层的做干净，没有遗迹了再把地层下去点，这样比较安全，不过是不按规矩来。

我也不止一次吐槽过这种“规程”，很多工作者和学者非要奉为金科玉律，毫无变通的余地。但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是要结合现实条件的，金石也不能例外。既然层位明确，为什么不能先做记录，等安全的时候再行发掘呢？如果说不拿工地上的出土物这是职业道德和底线，我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具体工作方法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为前人马首是瞻。

但是矛盾在于马队的老师我是知道的，一个挺出名但是很死板的老专家，师从的是几个金石学泰斗之一，认为由上而下，由晚及早的方法是最科学的，最完美的。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没必要去多弄出来个事儿，我就把周围打扫了打扫，等他来看完了再按着自己的法子往下做。到时候马队想必也不会多说什么，他倒不是一个特别封建的人。

下午，一个看着挺老，穿着朴素的老爷子来了工地，马队赶紧去接。虽然我们的“技术”观点有分歧，不过老爷子一言一行给人的感觉的确是一个学者，有一种风范，跟官场上的风气，大为不同。

马队带着老先生来到的探方边上，他看到这么一个物件，也觉得奇怪。

马队和我搀扶着他慢慢走下来，他走到近前，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眼镜盒子，又从里面拿出来一个款式很老，后面还扎着绳子的眼镜，拿衣角狠狠擦了擦，套在了头上。

他在那儿一通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一言不发。他不说话，马队也不说，我也不说，民工也不说，四周围有一种滑稽的寂静。

忽地，他抬起头问我:“你昨天清理的时候底下还有什么？”

我说:“没有啊，土里就只有这么个东西。”

他摇摇头:“这个坑，你没有做到底，底下还有东西。小马，你喊几个民工来。”

马队急忙招呼我方里那几个都来了。老爷子见来人了，吩咐说:“把这个坑四周拓一点，再把石头柱子底下往下弄个二十公分。”说罢民工就开始七手八脚地干活儿了。

马队扶着他出了探方，去临时的凉棚里歇一会儿。我却没敢走，因为这个做法就是我最担心的，而且这么多个民工难免谁笨手笨脚一点，这柱子一滚，不说别的，压了脚也够呛。所以我一直在旁边看着，能不出意外，尽量就不出意外。

还好，今天几个人搞得都不错，柱子有更多的地方暴露了出来，只不过，仍然是滑溜溜，光秃秃，啥也没有，没雕刻纹饰，也没有字，看起来还是很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