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九日，汉帝御驾至渑池。

熵增是一个在各种学科当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热力学中，熵增是指封闭系统中总能量不变，能量不可用部分的比重增加的过程。如果将宇宙看做一个封闭系统，那么如果熵增一直持续下去，宇宙就将走到尽头。。

按照王翊对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理解，“熵理论”一样可以用来解释文明的发展和毁灭。当然文明的系统并非是封闭的，更非是静态的，有时候增减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假设一个文明是封闭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中的能量就是财富、土地、资源、人口、上升渠道等等可供普通人使用的部分。而不幸的是，人类的各个文明，始终在重复着社会学上的“熵增”现象，也就是这些文明系统内的资源在这些文明系统不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会因为各种原因持续向文明社会中的少数人手中聚集，成为不能被普通人——或者大部分人——所使用的“熵”量。当熵增到了极致，就是文明的崩溃或者毁灭，至少也会发生朝代的灭亡。

与“熵增”相对的，自然也就存在“熵减”的现象。在文明社会之中，“熵减”的发生，无非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技术进步或制度改革促进的生产力提高、疆域扩大带来的资源总量增加、革命导致的统治阶级变动。以上四种现象，都会导致文明内部可用资源的比重增加，也就是“熵减”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文明的主体政权往往又能维持好长一段时间。

文明社会是由复数个兼具感性和理性的个体组成的系统，当这个系统中的熵增达到一定阶段，其中的个体就会出于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原因启动“熵减”的过程，有的时候，他们自己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大的意义。

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尚未掌握主动探索科技的能力，亦无此普遍意识，更无丰富的政治改革的经验，也无有效将新的领土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开发的技术手段，所以除了日积月累而发生的文明阶段的根本转变——譬如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大变革——“熵减”主要来自残酷的战争。战争让耗用大量资源的人口部分消失，让原本控制资源的阶级大量减少，自然就造成了“熵减”。

不过，单纯地人口减少并不只是带来“熵减”，毕竟自然界的资源再丰富，不经过人的劳动进行开采和加工，就无法成为人类文明可以使用的资源。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熵减”，但一旦人口过度减少，影响了基本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那就是“熵增”了。

当然，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变动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不仅仅受到自身资源因素的影响，故而“熵理论”不可能解释所有文明的兴衰，但即便如此，也堪堪可作为统治者的借鉴。

对应到具体的地域和时间，古代中国无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远的不说，秦朝刑法峻急，聚敛极重，加上六国余党未清，所以短短十四年便覆亡。之后秦末大乱，不但秦朝的贵族被打倒，倒秦最卖力的六国旧贵族也先后倒下，社会资源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再分配，所以前汉得以延续二百年。而随着前汉军功贵族、外戚、勋贵的聚敛，社会资源的“熵增”达到一定阶段，文明系统再次启动了“熵减”的程序，这就是前汉之末的战乱。

天命之子世祖光武皇帝在世家大族的帮助之下，以席卷之势平定天下，自然减少了短期内的战乱，但同时又伴随着其他问题——这次的“熵减”过程比较短暂，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释放没有完成，所以尽管东汉在礼乐教化上倾尽全力，国祚还是不如前汉。

桓灵之际，华夏文明的“熵增”又一次到了文明本身无法承受的阶段，所以新一轮的“熵减”再次启动了，而且由于东汉末年，华夏文明的主体地域正处于气候转冷的阶段，游牧民族纷纷南迁，华夏文明的固有地域被压缩，生产力受到影响，这一轮“熵减”无疑进行得很不顺利。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这一轮“熵减”要等到三十年之后，才基本能够缓和，九十年之后，才能大体结束。按照这一规律，西晋只要不自己作死，大一统王朝国祚绵延百年简直是轻轻松松的事，可惜司马氏太会作死，加上曹魏和司马氏都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变本加厉地做加法，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如果历史的轨迹没有发生变化，汉末之乱将会再过三十年才能基本结束——这是一个文明抛去历史的累赘不断前行所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就算王翊想方设法地结束了战乱，如果不在其他地方进行变革，那么新的统一王朝至多也就是又一个东汉——或许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已经足够伟大，但是在王翊的认知里，这样的伟大还配不上这个古老民族所应得的地位。

虽然王翊早有辞官归隐之心，但一旦走马中原，遍观山河壮阔，这种心思顿时又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