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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又翻了一些存档，注意到苏氏兄弟名扬北狄，为外夷所爱服。苏辙出使辽国，苏轼赠诗曰：“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苏辙至辽，辽主选派侍读学士王师儒为馆伴。师儒颇能讲说三苏文章，还能背诵苏轼的《服茯苓赋》，但恨未见全集。苏辙所见辽人，大多都会问一句：“大苏学士安否？”

可是徽宗纳了闷儿了：苏氏文名传扬海外，如何在他自己的国内，却不能见容于同列之朝士呢？先帝又是那样称扬于他，莫非自己果真有些失察之处？

徽宗还记得，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即崇宁元年七月，蔡京于七月登上了相位，到了九月他就让朝廷下诏将九十八人打入元祐党籍，其中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以苏轼为首恶。罚状谓之奸党，蔡京又请自己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到了次年，朝廷又下诏焚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与崖志等，同时被禁毁的还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宁三年，朝廷又将“元祐党人”的子弟一网打尽，所以将贬抑的人数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写了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所共见，以“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后来向太后的兄弟在入宫时曾告诉徽宗，有不少碑工不愿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得罪后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这桩活计，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说：“小人家旧贫窭，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无疑是相当严格的，而且曾将赏钱增至八十万，可是像师师这样轻易就买到《东坡文集》，自然不是个别现象。徽宗早就知悉苏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读书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传愈广，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夸耀，只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称为“毘陵先生【1】”。徽宗还听说，士大夫不能诵苏轼之文者，便自觉气索，而别人则常常鄙薄这种人为“不韵”。

此时徽宗越发觉得，当初所为确实有些过分了，何况当时上天已然示警：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也。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偏偏将党籍碑给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还曾在徽宗面前厉声道：“碑可毁，但名不可灭。”

徽宗从小就知道，苏轼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记忆超群，当真为天下第一才士！不过“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徽宗过去只是看过一些苏轼的文章，对他的丹青之作已多年未加赏鉴，当日或恐有些偏颇、轻率之评，今日恐怕需要再加细细赏鉴才是！

内府之中尚有收存的一些苏轼的书画作品，徽宗于是命张迪将这些书画都翻找出来集中于保和殿中。待张迪完事之后，徽宗先是赏鉴了苏轼的一些画作，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苏轼所画的竹。苏轼是他的表兄文同之后无出其右的画竹名家，他受了李成所创的枯木寒林图法，加以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

苏轼的画虽以画竹为主，不过他在黄州时也画过寒林，其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着实是“意气所到”之效，徽宗看后心中甚喜。

徽宗又看了苏轼的一些书法，其中多以小字和行书为主，喜用浓墨写“肥”字，苏轼曾自言“不善书”，只是懂书法之妙而已，不过他的书风当真自成一格，被赞誉为“无秋毫流俗”。

苏轼生平不爱惜自己的书作，然而当别人来求时往往不能遂愿，有来乞书之人，常遭到他的正色诘责，乃至空手而归。不过当他意兴勃发之时，便不问纸张精粗，只要到手的，一概写尽方罢！苏轼生平喜好饮酒，可酒量很小，烂醉之后不辞谢便就卧，往往鼾声如雷；待他稍微清醒一些之后，往往会借着酒意尽情挥洒，一时落笔如风雨，见者叹其为神仙中人，远非世间翰墨之士所能企及！

黄庭坚曾评苏书称：“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模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

徽宗真是越看越爱，尤其是苏轼到了晚年，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米芾称其为“气愈老，力愈劲”，可谓已达精纯圆熟之巅峰！

《渡海帖》就是苏轼晚年的代表作，其文曰：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封囊：手启，梦得秘校。轼封。

当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道：“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就书法而论，黄庭坚可谓徽宗的重要师法对象，此番徽宗与黄庭坚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1】毘陵即常州古称，因苏轼死于常州，故有此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