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集合了几名骨干人员，组建九州日报，并找到了一些乡绅资助，为了增加发行量，九州日报每日发行，成为真正的日报，内容以宣传儒家传统思想为主，偶尔发表一些时事评论。参照华夏报的策略，九州日报也刊载一些小说、短文、诗词，并创造性地刊载了一些书画作品。

对于报业的迅速发展，完全超出了周羽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古人的创造力是如此的惊人，这么短的时间，周家集已经拥有两家运转成熟的报纸，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周家集聚集了大量的读书人，各种哲学流派互相碰撞，产生了思想的火花；周家集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周羽从来不搞文字狱，他坚信言论自由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另外，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的急剧积累，产生了信息流通的刚性需求。所有条件成熟以后，报纸诞生并健康成长自然水到渠成。

周羽乐得看到周家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因为中国古代社会过分强调思想的统一，极大地限制了人性的发展。读书人没有多样化的个性，思想好像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

社会的创造性需要多样化的个性人才，缺乏个性行往往就缺乏创造性，社会上充满了刻板迂腐的庸人，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周羽曾专门找到汪可受和裴汝霖，对他们进行了鼓励，并要求他们说真话、讲真相，注意著作权的保护，发表的作品必须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如果原作者还在世的话，给予必要的稿费。这一点，两人是没想到的，毕竟著作权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

周羽最后说的一句话令他们深受触动：“我不一定认同你们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

二人听了周羽保证，无不激动万分。读书人被禁锢言论自秦以降已有一千八百年了，历经多少的杀戮、流血和抗争，犹如刀刻般印在读书人的基因里，他们等待这一天等得太辛苦，犹如在漆黑的夜里等待黎明，而当这光明突然降临时，他们经显得手足无措起来。

二人双双跪倒，向周羽行大礼，汪可受激动地说：“周总兵，在下代天下读书人感谢您，请受我等一拜！”

汪可受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裴汝霖作为传统儒家的拥趸，为什么也这么激动呢？儒家不是统治阶级推行的思想吗？事实是，读书人内心大多有一种骄傲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就是宇宙的真理，俗语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这个道理。

裴汝霖瞧不上借助皇权来维护儒家的权威，他不怕辩论，因为孔、孟就是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一路辩论而来的，道理不辨不明。

相对汪可受，裴汝霖思想的转变来得更加艰难，他本来举人的身份，本想在周家集暂时躲避战乱，明年还要参加京城会试，继续考取功名的。但是因为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关于男女平等的大争论，又眼看着辩论对手汪可受创办的报纸大行其道，自己心有不甘也跟着创办了报纸，现在小有成就，在周家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且，在辩论和出版报纸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慢慢地要继续科举的愿望就变淡了。今天听到周羽那句“我誓死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的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不考科举了，在周家集实现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受到华夏报和九州日报的启发，周羽突然感到有必要在学术期刊上做一些事情了。于是就找来宋应星和傅山，责成他们创办《华夏书院学报》，内容以学生的理工学科学术文章为主，少量兼顾文、法类学术文章，鼓励学生的科学研究热情。并指定学报主编为宋应星，副主编为傅山，编委其他人员由宋应星和傅山协商组建，要求编委成员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傅山本来对于这个副主编是不太感兴趣的，他的爱好很广泛，对于哲学、医学、诗词、书画均有很深的造诣，如果当了学报副主编，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来进行其他研究了。

宋应星看出了傅山的顾虑，于是对傅山道：“青主，现在对于华夏书院来说，正是发展打基础的关键时期，没有太多科研人才，这个副主编你不做，别人也没有资格做。你先帮我把学报办起来，我保证，除了医学以外，其他学科我来审，等我们的人才储备够了以后，你愿意辞去编委的职务我放你走，好吗？”

面对宋应星请求，傅山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再推辞也说不过去了，于是点头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