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就从厨房出来了，大约将碗筷放进洗碗机里就可不理了。再次出现的她仍旧端着托盘，里面是一个果盘，三杯茶水，杯口之上氤氲地冒着热气。
“这些书，恐怕你不感兴趣吧？”我的心里一咯噔。
“过来喝茶聊天可好？”这是我所期待的，我赶紧走了过去。“不叫一下爷爷吗？”话一出口我又羞红了脸，她叫我“妹妹”，我叫她爸爸“爷爷”——这是多么不合理。这句话一出口，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个弱智。我的脚本准备了两套，却完全没考虑到她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存在。这本来就够让我忐忑了，临到现在，又发现我在称谓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竟然一点儿没有考虑，我真怀疑我自以为是的脚本不过是一场不切实际的独角戏。
然而，她并没有纠结这些，将手轻轻覆在我肩上，使我坐下，同时小声地说：“我来，他耳朵听不见的。”
我吃了一惊！老人的耳朵听不见吗？那他怎么能与我对话呢？虽然这些对话，好像本身没有任何重要信息，但是简单的问答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违和感啊！她仿佛猜到了我的疑惑，继续小声地解释道：“如果是简单的句子，他能读些唇语，大致大差不离。结构复杂的长句子就少不了要混乱了。所以，说话要当着他的面说才行，像收音机就完全听不了了，电视机也不怎么能看得来。他本人对此，有一段时间是相当恼火的，如今也算是接受现实了，大约是年纪大了脾气也温和了。不管怎样，还是不喜欢别人拿他当个聋子看的，唇语也是为此才学的，不过与旁人的沟通还是越来越少了。”她似乎以敏感如我也仅仅是微微感觉到的气息叹了口气，紧接着说：“对于你，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向我说起你，并说要请你来家做客，我实在是由衷地高兴。我们不怎么说话，请你不要觉得不自在。对于我刚刚告诉你的，假装不知情，仍像之前一样即可。”说完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朝雕花木椅那边的老者走过去。而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站在门后等我的老者，说不定为了感知振动而将手放在了冰凉的铁门上，并时不时透过猫眼向外看去。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了一股暖意。
往后的聊天大体上来说也很安静，像一本正经的、严肃认真的品茶。茶我是一点儿也不懂的，并非出自那种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闲谈之中约略了解了一些她的情况，得知她正经营着一家画廊，我表现出了由衷的向往。她亦主动邀约我有空去参观，并拿出了一张名片给我。我这才知道了她的名字，“楚红”，在我看来这个名字很衬她。我也告诉她我的名字，因为那个罕见而又不好描述的姓，专程从随身带着的小包里拿出笔和便签纸写给她看。写的时候，心里又打起了鼓，觉得自己的字太难看了，后悔小时候没有听妈妈的话好好练字，想在这一瞬间把哥哥的手借来一用。
“春花，”她把我的名字大声地念了出来，“可惜我不叫‘秋月’啊！”紧接着一边打趣，一边耸耸肩笑了。我注意到坐在一旁的老人也露出了笑容，大约他也从芋儿的演绎中了解了我的名字。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老人突然吟起了一首广为流传的古诗词。他的语调，一开始还带着疑惑，等到诗句的前几个字露出头来，仿佛自己有着鼓动人心的力量。等到他把整首诗吟诵完了，语调里就尽是自得其乐的摇头晃脑了。在我的少女时代，曾经也有不少人对我吟起这一句，可惜，那时的我只有尴尬——毕竟这个名字，在那时的我看来是“土气”的，是不够“小资”的，是需要藏拙的。而如今，在这对有些奇怪的父女的家里，我的脸上竟然不由自主地流淌出了幸福的笑容，连心里也是甜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下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待老人一首吟罢，温软的气氛少少冷却之后，楚红姐姐也接上了一首。我的脸颊大约再次潮红了，热热的，像水汽那么氤氲。
以此为开端，三个人的关系仿佛走近了许多。聊天的内容更接近于自己的情况了，就连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老者也渐渐说得多了。
关于楚红姐姐的许多事情，我想留到下一次集中到一起再讲。今天，姑且先回顾一下她的爸爸，那位耳聋而不卑不亢的老者的大致情况吧。
但是，这之中有多少是第一次的家宴时得知的，又有多少是后来从楚红姐姐口中得知的呢，甚至于其中有没有我的推理与猜测的成分呢，我已分不清楚了。
人的记忆，大体说来，是一种相当不可靠的存储，一点儿要“保真”的职业素养也是没有的。它漏掉了什么或者凭空滋生了什么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把谁当好人冤枉谁是坏人也是家常便饭还时常摇摆不定。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正在讲述的是四十年前的故事，就算要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事实就是如此——哪怕没有谁会跳出来说我胡说八道——我也不敢。
但我又想，做不做区分也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一点儿偏差也没有的历史事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所阐述的只是我脑海中老者的经历，是这个我以为的经历而不是老者的真实经历影响着我对他的看法。再说了，不论我是怎么理解的，老者的真实的人生都不会因为我的转述而发生任何实质变化。
楚教授如今一人鳏居在我家楼下的小房间里，大多数时间独处，自己照顾自己。对于芋儿邀约的同住，他拒绝的十分坚决。他们父女不是本地人，这座城市是楚红姐姐读大学、工作、结婚（就我所知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在选择将要就读的大学时，就已经决定了未来的人生将在哪个舞台上展开了）的城市。楚教授在夫人去世之后（我猜想大约也有耳朵不好了的原因）才答应搬到这里来，但是非要自己住，于是楚红姐姐为他觅了如今的住所。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治安是很好的，生活的种种也都十分便利，而房租亦很不便宜。
楚教授是文科方面的教授，具体是哪个学科，我也没搞清楚（就算我曾经看过他的书橱，也一点儿头绪没有）。我猜想，耳聋是极大的困扰，使得电话之类的东西都成了无用，老年离开家乡的楚教授大约也是没法同以往的朋友联系的（写信？发短消息？在我看来只有这个手段了）。
我对楚教授的了解并不多，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的了解相对于他过去七十多年的人生来说只有九牛一毛，但他们似乎并不想主动说更多，而我也不好过问。那时我想到了两点，一点是，与我有交集的不是以前的楚教授，而是现在的楚教授。虽然现在的楚教授是（部分的）由以前的楚教授决定的，但对于他的以前，我并不是非清楚不可。不清楚有不清楚的好处，我们应当减少贴在人身上的标签，才能更清楚地看见那个人。另外一点是，对于许多人大约都是如此，生活像不断往前爬的虫子，任何时候都只能看到当下的这一截虫子，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旁人都没那么关心。而且我想，不只是对楚教授，就算是对我的爸爸妈妈哥哥、甚至我的最爱光——我们恐怕也只是并肩爬行过那么一段路。
那个时候，坐在楚教授家的餐桌前，我还不知道往后自己会在与楚红姐姐的并肩爬行中收获那么多、成长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