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古人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当然，有原则也就有例外。假如有一天，一大群天桥底下的常客硬是要和李超人比财富，那真的要考虑修改修改一下上面那句话了。再说了，“骑驴者”纵使想找“骑马者”来比较一番，人家“骑马者”也懒得理你，免费赠给你一个白眼倒是可以的。其实，“别人骑马我骑驴”，骑马有骑马的快乐，骑驴有骑驴的乐趣，为什么非得要“骑驴者”向“骑马者”看齐。这个“看”不是“比”，比只能是同一水平上而言的，“骑驴者”要想跟“骑马者”比，那他首先得骑在“马”上。如果一个“骑驴”一个“骑马”，只能说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上“比”，此“看”不是肉眼的看，而是人心向上的一个欲望。

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人而无礼，不知其可”，而应该是“人而无‘欲’，不知其可”。因为，礼只是欲的一个方面。完整的礼，包括礼本身、知礼和达礼这三个环节。这个礼，是人要达成的一个欲，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数之不尽的千千和万万。概括起来，人的欲望也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礼属于精神层面。

孔子曰：“人而无礼，不知其可。”其实，这是违反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理论推理的。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话说得一清二楚，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一度困于陈蔡而饱尝七日之苦，但他毕竟不是穷苦老百姓，他的言辞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黎民百姓的心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上，他是在温饱的基础上去约定和推行他的道德标准的。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在当时属于未知的范畴，算是情有可原。

然而，今天于丹教授重新解读《论语》，如果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证思维，那肯定会授人以柄。要不然，“琴瑟也在瓦砾上奏鸣，焦大也要爱上林妹妹”了。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子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初闻之，似乎真的是“如是而已”，然而，细审之则不然，既然“四十而不惑”，又何来“师不必贤于弟子”。如此看来，为“师”的必须在四十或四十之后，此时已无“惑”，方能为“师”；若为“师”早于四十之前，“惑”多且众，焉能为“师”。

又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如果，“惑而不从师，是为惑也，终不解也。”但“惑而从师”，则是“弟子”也，又何来“四十不惑”。显然，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各种各样并不相同的惑。

须知：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然而，于丹先生在《于丹论语心得》中的解说并没半点质疑之词，此是其不足之处。因为文中很多地方，她只是以虚阐虚，对于“适而有度”中的“度”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界定，对于具体的数字概念，她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还没完全读懂弄通，根本无法作出回应。已知的，添油加醋；未知的，一概不谈或是避而不谈，这是于先生的一大毛病，也是感性文学的一大毛病。于先生在这一方面应当有所愧疚，她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强努力，从而去尝试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表达。

文学虽然感性，但是不能随性而为，更不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在我看来，最好最理想的文学家除了要有感性的情绪渲染和野性的排他表达，还要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完美推理和逻辑，既要有化学家的魔幻想象和奇特表述，又要有历史学家深沉厚重的底气和大气磅礴的视野，更要有美术家五彩缤纷的虚构技巧和十全十美的色彩还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