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肉胡同132号要拆了盖楼房。1986年6月的一天来了两个年轻人，自我介绍是畜牧局劳动服务公司团支部书记和委员，来了解情况。

你们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将来有个两居室，就可以用来做病残青年图书馆、俱乐部活动室了，我们可以搞座谈、讨论、咨询、音乐欣赏，甚至生产自救。你们真是干了件好事啊！

两位年轻人也热情地说：我们团员也来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行吗？

当然！

两年轻人在这一带了解情况，也常来这小屋聊天，还给我炒菜做汤。接着搬迁动员大会，邻居给我带回一本《拆迁法》，仔细研读，对照自己的情况，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几天后，三位工作人员来谈签订搬迁合同的事，询问有什么要求。我说：我长期瘫痪，独自生活，需要用轮椅，住房关键是要有无障碍，就是厕所要有能坐的便具，通室外要有方便轮椅出入的坡道。周转房也同样，如果能在城里，更便于亲友照顾。工作人员很客气，表示理解、同情，回去汇报，研究，尽量给予照顾。我开始搬迁准备，请亲友来打包生活物品，残疾朋友把书籍装箱。大家动作很快，一周之内就四壁腾空，二十几个书箱垒着随时待命出发。正好建筑设计院所长等人来，谈到建工部正拟发无障碍建筑规范。我想，社会对无障碍还缺乏认识，甚至许多人都还不知道无障碍是怎么回事，我应当给畜牧局写封信，介绍无障碍，特别是居家无障碍的内容，楼房设置坡道的重要。

不久，工作人员再次登门，说话的口气竟严厉起来：《拆迁法》看过了吧？你一人居住只能一居室，马桶、坡道解决不了，周转房城里绝对没有。过渡房马桶、上下水也解决不了，人家不让安。

全部条件都被否了。我一时还傻愣愣地问，没有马桶和上下水，我一个人怎么生活？没有坡道我怎么出去？

我们按《拆迁法》办事，你的问题找民政部门解决。

你们盖楼为什么让我找民政部门？再说，我的条件都是现有的生活条件，并没要求特别照顾呀！

我们研究的结果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无理取闹。准备好了我们派车给你搬。

三张冰冷的面孔离开了，不容我再有任何的解释和说理。我两眼发直，望着他们去的那个方向，气堵在胸，呼吸困难。孤零零躺在床上不能动，任泪流满面。没有马桶，没有上下水，没有坡道我怎样独自生活？怎么拆迁是拆得使人无法生活呢？这样的城市建设岂不是倒退吗？这样搞拆迁不是欺负人吗？怎么反而说我无理取闹了呢？

我不想当“钉子户”，可这样的拆迁安置无疑将摧毁我独立生活最起码的条件。这是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当这人除了独自生活和残疾这个标签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权利是何等的坚强，我不能任由人毁了它。给市长、市民政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市残疾人协会写信，反映情况，申诉权利，请求帮助。邻居们陆续迁走了，李大妈、沈大婶挥泪道别，他们帮不了我。周边开始拆了，唏哩哗啦砸玻璃的声音，烟尘透过缝隙弥漫入屋，碎砖烂瓦堵到屋门口。我如困兽，但我不能妥协，妥协只有死路一条，要生存，就必须为权利而斗争。夜色中，残墙断壁恶狠狠地立在周围，呼啸的风从拆通了屋顶和没遮拦的四周灌进屋来，我仍在赶译《康复》一书。

同学们来了，为我四处奔走呼吁，残友们来了，组成救援小组，帮助我与拆迁单位抗争，他们和我坚强地站在一起抵抗这不合理的拆迁。小卢、小阮、小兰几个女同胞，自己行动也非常不方便，却轮流来陪伴、照顾我。小兰一直在父母的加倍呵护中长大，此时却义无反顾地加入照顾我的行列，买菜、做饭、洗衣。她拄着拐行走在废墟上，被破砖瓦绊倒，膝上鲜血淋淋，仍不吭气坚持着。天寒地冻，在四面拆通的小屋，室温只有四度，我们俩挤在一张床上，仍挡不住寒气逼人。她两脚长满冻疮，我将它们搂在怀里，禁不住地暗自流泪。除夕的晚上，残友们在这废墟上的小屋里聚会，我们依然要逗咳嗽，蔫哏，海话，拍照，聚餐，互赠礼物，尽情开怀。小屋里高潮叠起，大家直至辞岁的鞭炮声响起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因为有这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获得坚持的力量。

抗争，协调，坚持了半年多，拆迁办终于松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