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大同为古云中地，汉代之平城，北魏之代都，大明设府，东连上谷，西北迫虏，西南捍畿辅、晋阳，自昔华夷互争之地。本镇临极边，虏疾驰辄突至城下。

有明一代，蒙古诸部落进犯和入贡都取道大同，地位非常重要，发挥着外御蒙古，内藩京师的重要作用。

永乐十二年，置镇守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驻大同，专总兵事，节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备御军马。自此，大同镇正式设立。

按照文经武纬的体制，明代九边边防官制，都是由武将、文臣和中官组成。武官系统以总兵官为首，包括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文官以总督、巡抚为首。中官由宫中太监担任，郭敬就是当时的镇守中官。

不同于中后期文官集团的崛起，此时的勋贵武臣在边镇占据支配地位，文臣参与并不多。

土木之变后，鉴于边防事态恶化，在王直的建议下，将宣大两镇设一巡抚，改为宣府、大同各设一巡抚，任命工部尚书石璞为宣大总督，节制三司，加赞理军务，实际逐渐由文官掌握军政大权。

大同设八路十七卫七十二堡，原额马步官军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名，除去战死逃散，和分调京城的兵马，总兵郭登手中可用之兵不到三万，其中骑兵仅有五千余。

根据明初定制，在边官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所得上交后，用于折银买官马。开始尚能严格执行，可实际上到土木之变前，大同一带被勋贵将领侵占军屯已达万顷，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战斗力可想而知。

郭登就任总兵时，最大的困难不是城外游弋的瓦剌骑兵，而是城内军民意志的涣散消沉。当时城中名义上，是以随朱祁镇出征时，留守大同的广宁伯刘安为首。

刘安是靖难功臣之后，为人耿直单纯，让他带兵打仗还可以，可是镇守一方就略有不足，尤其是得知皇帝被擒后，整日借酒消愁，常常痛哭不已，实际大同防务皆由郭登一人维持。

郭登仪表雄伟，美髯过腹，颇有古代名将之风，不仅奇谋秘策不断，而且遇事能身先士卒。土木之变后，大同守军许多已战死，城门紧闭，人心惶惶。郭登慷慨激昂，整修城墙，修缮兵器，安抚士卒，悼死问伤，亲自为伤兵裹伤敷药，每到一处，必然对军民说道“我誓与此城共存亡！”

开始的时候，军民出城运送补给、樵采打柴，经常被瓦剌人劫掠骚扰。郭登着人造了四百辆偏厢战车，其作用就相当于后世的坦克，以此作为军民护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和瓦剌人的一次遭遇中，毙敌数十人，侥幸逃回的心有余悸，“大同新总兵有智略，不可与争”的传言在瓦剌人中广为传播。

不久后，朝廷又为大同派来一位能臣。时任陕西巡抚年富，土木之变后调度军马粮饷得力，被朝廷任命为右副都御使兼巡抚大同。

年富永乐年间入仕，年不满二十，却长得老成稳重，常被误认为四十多岁的儒生。为人清廉刚正，嫉恶如仇，敢于直言，为政有方，得罪权贵无数，却深得当地官员百姓认可。运送粮饷期间，边境虏患不断，道路受阻，他却没有一次延误，论功晋升坐镇大同。

天光微亮，一顶青色小轿，急匆匆的行进在气氛凝重的大同城中，一夜未眠的年富，双手抱胸，眯着眼疲惫的坐在轿子里面。

“年大人，总兵府到了……”

年富揉了揉眉心，也先携朱祁镇南下的消息，在李实带着俘虏归来之后，朝廷就给边关发出了警报，严令闭门不出，不得擅自行动，这条禁令让年富大为不解。

随着也先到了大同城外，年富心中更加不安，难道真的要弃朱祁镇不管？

总兵官郭登的反应更加奇怪，照常理来说，大敌当前，郭登应该主动到巡抚衙门，与年富商议应对之策，可年富苦等一夜，也没见到郭登的身影。

无奈之下，实在等不及的年富，决定主动登门。

年富正准备进入总兵府，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让他皱了皱眉，停下了脚步，心中暗忖。

“城中早已严禁骑马，难道是城外出了什么变故。”

走近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式广宁伯刘安，只见他身着重甲，腰挎宝剑，怒气冲冲的向总兵府奔来。

“见过广宁伯！”

年富神色一凛，广宁伯世负皇恩，看来也坐不住了。

刘安哼了一声当做回应，紧接着大踏步走向总兵府大门，抬脚就踹了上去。

明初以来，朝中勋贵向来与文臣不对付，勋贵们觉得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自恃功劳，视文臣为家仆。文臣认为勋贵权柄过重，俸禄太高，一直力主削弱勋贵阶层的地位。

因此，见刘安无礼，年富也不在意，摇了摇头，跟着向大门走去。

谁知总兵府大门并未关闭，一脚下去应声而开，弄得刘安险些踏空摔倒，嗒嗒窜出去几步，才堪堪稳住身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