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儿，我就听护士姐姐跟我说，龚常仁青也醒了，只是她的身上也是多处骨折，和我一样暂时无法动弹。

第三天，郑毅局长果然来到了医院。

说是代表公安部、代表铁路公安局、更是代表前京铁路公安局局党委，对我和龚常仁青进行慰问。反正就是有很多代表，不愧是大局长，一个人能代表很多人。

最后，郑局长还给我们俩每人一个大大的红包儿，鼓鼓的，里面应该有不少钱。

我也没数，在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我直接原封不动的给了他们，说是领导给咱们随的份子，弄得我爸妈那是一脸的诧异。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郑局长手里接过红包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这红包儿收的算是红事儿还是白事儿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想明白了，不管是白事儿还是红事儿，反正都是领导给咱随的份子。

再后来，马松先后来了医院两次。一次是在郑局长来的第二天，他是代表云津铁路公安处处党委和刑警支队，对我俩进行慰问。

也有模有样的给我俩每人发了一个红包，不过这个红包儿要比郑局长给的薄了很多。

另一次，是他来给我俩颁发立功奖章和证书。说是郑局长鉴于我们俩在此次汶川支援任务中的突出表现，竭力向上级机关进行了多次汇报，才为我俩请下来的功。

那意思，无非就是要我们感谢领导的知遇之恩和关怀之情。

看到马松穿着庄重的警服，头戴神圣的警徽。却时时刻刻那一副溜须拍马的样子，我不由得会心一笑。

而凭他的逻辑，应该是觉得我是因为立功受奖了的开心。

不过也无所谓，他的想法与我何干，随他去吧。

只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无论主动报名去汶川支援，还是在即将坍塌的教室中，冒死营救那个小男孩儿。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头上的警徽为我指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