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六，襄阳府，谷城县。

谷城县，隶属襄阳，位于湖北西北地区、武当山东南麓，东以汉江为界与老河口（鄂北地区门户）相望，北与丹江口（今丹江口市）接壤。

西与房县（今十堰市境内，古称房州，庐陵王李显曾被贬斥流放于此）毗邻，南与南漳县和保康县相连。

“这可是个好地方啊，四季如春，避暑胜地。”贾蓉伸了伸懒腰，最近和杨若兮玩得有点过火了，体育锻炼虽然不曾落下，但是精神上还是差点意思，咳咳……还是得节制一些的，毕竟以后还要娶老婆呢，别到时候搞得一屋子的怨妇……那对自己可未必是什么好事。

反观杨若兮，气色非常之好，一双灵动的美眸此刻正悄悄打量着贾蓉，经过贾蓉的“多次开发”之后，已经有了从小姑娘到大美人的显着变化，不过她显然也是注定到了这一点，索性戴着面纱，免得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为什么不在荆州府多待一段？我看之前那个茂兴肇将军好像挺舍不得你的。”杨若兮看着他。

“他花了数年时间都没做到的事情，我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做到了，百姓们被组织和动员起来了，那么贪官污吏和士绅们所面临的压力便要陡增，他不是舍不得我，而是巴不得我赶紧走，他才好保住自己的官帽子，我若是在那待上个把月，只怕荆州府周边的士绅都要让咱们整死了，这是他绝对不希望看见的结果。”

“哦，原来这就是大人所说的进退有度啊。”杨若兮一阵娇笑。

她知道，贾蓉是在杀鸡儆猴，替不少当地的官员把得罪人的事情全干了，士绅们的怒火无处发泄，面对一群“暴民”们手中高举着的名册，手中锋利的长刀和皮甲，他们很自然地就怂了，于是跑路的跑路，告状的告状，如今弹劾贾蓉的奏折只怕早已经堆满了天正帝的案头，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派人来责问自己，不过是天正帝想借自己的手掏出那些大士绅们的钱来而已。

自己所作所为都由朝廷来买单，所以贾蓉整治士绅时自然是无所顾忌，凡是过去不老实的，在“官帽保护伞”庇护下横行乡里的，有强抢民女，鱼肉百姓，兼并土地等等劣迹的，几乎都让贾蓉组织起来的中下层官员们组成的“荆州府监察委员会”和“荆州府合众纠察队”的双重打击之下，伤的伤，逃的逃，毕竟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过去谁欺负过他们，他们都一一记在心里，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现在贾蓉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口子，他们岂有不去报复的道理？

结果就在短短几天之内，荆州府里的士绅至少走了十之四五，过去罪行特别严重的如今都被百姓们自发地抓起来审讯鞭笞了，这让茂兴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按道理来说，他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且完全按着士绅们的意思办事，如今支持他的士绅们几乎全被本地百姓和荆州府各地知县及一批被贾蓉拉拢过来的中下层官员们所组成的新势力肃清了一大批，那么原来那些对自己不支持，也不拒绝的“墙头草”士绅们会不会就此投向这股新兴的民间力量呢？这谁不怕啊。

这才是他希望贾蓉能快点离开荆州府的主要原因。

不把那些支持者们弄回来，他这个荆州将军还怎么做下去？

“那大人就不怕，他把大人之前撵走的那些士绅们又弄回来，解散监察委员会和荆州府合众纠察队吗？”

“放心罢，那些官员本来就是投机者，如今尝到了甜头，岂有不继续下去的道理？为了保住这份从士绅们手中夺来的财货，他们只能选择继续战斗，因为只有赶走了老士绅，他们才能接着当新的士绅呐，即使当不了新的士绅，为子孙后代挣得一份财业，也是不错的。”贾蓉冷笑一声。

他不是理想主义者，做不成开天辟地那么伟大的事，但是做个尊享版的李自成还是没问题的，有了实践和调查研究，才能进一步跟进发展势力，加速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和规模，只有这样，他才有跟天家谈判的条件。

“那我们现在去哪？”杨若兮不再追问，毕竟她也明白贾蓉在做什么，所以少问多看才能促进合作共赢，至少贾蓉目前所得来的财货，都分了她一份，总数价值不下五万两，可见这些士绅们有多富。

“沈垭天主堂。”贾蓉看向紫金镇的方向。

沈垭天主教堂可谓是湖北境内最早的天主教堂，号称“东方十字圣山”。

沈垭天主教堂位于谷城县紫金镇沈垭村（沈家垭子）磨盘山麓附近，距集镇足有11公里，换算成里就是二十二里。

自明朝末年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此传教，后在此建筑了规模庞大的教堂，成为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活动中心，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在罗马教廷档案中也曾有所记载。

在清末天主教传教士刘和云先生所着的《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中就这样写到：“木盘山（即今日磨盘山）会堂乃中华全国公教堂重要地区之一，仅稍亚于北京耳，然较他处亦殊安稳也。”

明朝从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遣使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相继来华，从沿海深入到内地，逐渐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东方开始广泛传播。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过程中与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各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尤其是在雍正元年（1723）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禁教令”颁布后，沿海各省率先禁止传播天主教，遂后，内地也大肆搜捕天主教徒。

可以说，正是由于清政府的“禁教令”，使天主教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从而在谷城沈垭这个荒僻之地兴盛起来。

以至于在城市无法立足的湖北襄阳、安陆、武昌等地天主教骨干纷纷逃到地势险绝的谷城西部山区沈家垭子（沈垭）避难定居。

并于雍正三年（1725年）在该地垦荒并修建简易教堂（小圣心堂）一座，继续从事传教活动，后为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法国籍）获知，欲将该地建成教会的避难所，乃派人前去资助，将教堂附近山林一并购下以满足传教需要（今遗址尚存）至此，一处纯天主教社区在华夏首次出现。

雍正九年（1731年)，天主教传教士胥孟德（法国籍）从广东来沈垭主持教务，买下磨盘山整片山谷开垦经营，规划兴建“教友谷”，并修建了“圣心堂”，使之成为“中华全会公教重要地区之一”。

及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籍传教士刘方济各克来掌管教务时，沈垭天主教堂已管理鄂西北谷城、老河口、房县等17个县，教徒达7000余人之巨。

期间，刘方济各克曾在狮子崖（今玉皇顶山，后改名为十字山）建圣母无原罪小堂一所。

一时间，沈垭天主教堂已成为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并在每年9月14日举行朝拜“十字架节”。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天主教中心之一。

因天主教在磨盘山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并带来了灭顶之灾。

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谷城天主教徒先后遭遇禁教逮捕，传教活动从自由公开转为秘密，进入低潮时期。此刻，沈垭天主教堂仅剩“土墙茅屋数椽聊为本地司铎居住之所”。

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取消教禁，天主教在中国又得以公开活动。

为此，法国、意大利两国方济各会集资10万法朗，于同治九年至光绪年（1870-1884年）在沈垭大兴土木，历时13年，逐步建成占地1800平方米的五堂（大经堂、育婴堂、圣心堂、董人堂、墓堂）一山（十字山，即玉皇顶山，海1080米，原为道教胜地）。

共计房间709间的西式建群落，并租占周围山场土地6000余亩，成为当时全国仅次于北京天主教的第二大教堂。

这座见证了华夏从衰弱屈辱到涅盘重生的天主堂，此时还只是一座由数十个传教士和上百信徒在支撑着的山中教堂，贾蓉觉得可以利用一二，于是赶来了襄阳府。

“敬爱的御史阁下，欢迎您的到来，斯坦利大主教正在等您呢。”等到贾蓉等人到来时，一个妙龄少女早已经在教堂之前等待着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