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众人都汇聚在了水星台前贴好的告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刘伯，这上边写的是什么？”

“好像是说有位贾御史有感白灾要来，特意来给咱们百姓提点一二的。”

“这些官儿懂个什么种田，我看呐，分明就是来找咱们茬的。”

“不至于不至于，我昨日还见过他呢，是个会认真办事的样。”

“我知道，今日来此的乡亲们都是这城里城外的佃户和农户，我也希望自己是在杞人忧天，但是我一路走来，发现樊城沿途周边地区，干旱都十分严重，这让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警觉来，今日本官备下二百袋甘薯（红薯），二百袋地豆（花生），二百袋地蛋（土豆），二百袋玉米棒子，便算是请乡亲们做个见证，今年夏末秋初若无大旱，我将给各位每人十两银子做赔礼，并将这些种子赠予各位，你们看可行吗？”

一听说有人要送东西，众人的情绪明显被调动了起来，语气顿时嘈杂起来。

“为了完成这场见证，我现在将派发每人二十粒作物种子，由各位自己回去播种栽培，若是没有旱情，这些种子我还会加倍派送，谁若是能够最早种出作物来，我还会加派二十两银子作为奖励。”

这话一出，不少人便争着抢着上前要种子了，要不是周围有不少公差压着，现在只怕就要冲上前去把麻袋团团围住了。

“另外，谁能替我把这些麻袋里的种子搬到城外去，那么麻袋里的种子可任其挑选，我还会单独付他五两银子的辛苦费。”

这……不少人看见那胀鼓鼓的麻袋，心里一阵犯难，便宜他们想占，但是想不劳而获的人也很多。

直到有个壮汉走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说道：“我来！”随即扛起麻袋就走，一路走到了城门口，从水星台到城门口，少说也有个三五里地，但这个壮汉他却做到了。

壮汉大汗淋漓，但也确实得到了丰厚的奖励，贾蓉当即下令，让这个壮汉来分配这些种子，同时让人默默记下了这个壮汉的名字——易大山。

看着眼前这无比现实的一幕，贾蓉不禁再度感叹起商鞅的高情商做法来。

自卫鞅入秦献策之后，秦孝公当即任命了卫鞅做官，卫鞅想要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对自己产生非议。

法令法度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卫鞅）恐怕百姓对其不信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

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卫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自己没有欺诈，借此机会，终于成功颁布（变法的）法令。

伟大领袖对于徙木立信一事，如是评价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

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

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

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大人似乎胜券在握？”杨若兮走上前，深深地看着他。

“看这些人的反应，我对旱情的了解又增加了三成。”

干旱可谓是封建时代最常出现的自然灾害，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危害和损失最为严重的便是夏旱和秋旱，夏秋连旱危害俞甚。

夏秋连旱一般是五年两遇，一般干旱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平均一年可达2次；大旱3年一次，中旱2年一次，严重干旱约8至10年一遇。

贾蓉查阅了襄阳府志，发现作为汉江中段流域流经地之一的樊城受灾颇为严重，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樊城发生了不下135次干旱，其中有85次大干旱，35次严重干旱，15次因累月不见降水引起的非正常干旱……

其中大部分干旱都发生在春夏及夏秋交替之际。

当地人也许早都习惯了，但贾蓉却不忍心看见饿殍满地的人间惨象，因此，他拿出了这个时代最耐旱的几种作物，经过一年多的培育，才让这批种子公开面对农民们。

尤其是花生，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湖广地界土质很好，平均气温也不算太高，这么久的多次考察让贾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才敢以这样的方式吸引农民们大范围地进行种植和推广。

据《明史》记载，早在正德六年（1511），当时被中国人称为“佛朗机”的葡萄牙人以武力占领了满刺加（今马来西亚），不久又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

大约在16世纪中期，有一些闽籍海商，私自与葡萄牙人做生意，花生很可能就是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得到并引种回家乡的。

浙江明代方志中就有“落花生原出福建”的说法，清人张璐在《本经逢原》中也说“长生果产闽北”，这表明福建是引种花生最早的地方。

花生喜欢炎热干燥的气候和松软透气的土壤，福建、广东的不少地方正好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到明朝末年，也就是17世纪初，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广东的广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府都种有花生，接下来又扩展到广西的一些府县。

到了清代初期，安徽、江西、云南也已经有少量的花生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