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龙忙问郑有田是怎么回事。

郑有田说：“肯定又是收税的事，这段时间县里给乡上追加了农业税增收任务，我们把任务分解到各位干部头上，大家正忙着到村里去落实新增指标，村民们有意见，已经到乡里来闹过好几次了。”

楚天舒就站了起来，说：“对不起，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

从会议室出来，就看见乡政府的院子外面站着三四十号人，地上摆着一副门板做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老人。

原来是上午乡干部到下面村里分摊新增农业税指标时，村民不但不肯接受，还说去年遭了灾，年初定的老税都没法完成，再加任务，这日子没法过了。

乡干部好说歹说说服不了大家，双方发生争执，推搡中把担架上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伯撞翻在地，老伯当时就爬不起来了。

村民们这下找到了借口，把老伯抬到乡里来，是死是活要乡里负责。

听说是这么回事，楚天舒赶紧扒开几位正往外拦阻群众的乡干部，来到老伯担架前，摸摸他的额头，有些烫手，转身对郑有田他们说道：“人要紧，立即送到乡卫生院去。”同时蹲下身子，把担架紧紧抓到了手上。

跟出来的薛金龙、王永超也蹲到地上，配合楚天舒把担架抬了起来。

郑有田和黄福霖几个自然过意不去，挤上前，七手八脚，把老伯弄出了乡政府，送到了乡卫生院。

乡卫生院改革之后，从县医院来了几位有经验的退休老医生，经过诊断，老伯的病是老年人常见的脑供血不足，而且不是特别严重，当时被撞倒后，不该当即就爬起来，人还没站直，脑血回流不及，便晕倒了过去。

在卫生院吊上半瓶盐水，人就恢复了过来。

见人没了问题，楚天舒松了一口气，掏钱要付医药费，薛金龙、郑有田和黄福霖等人都抢着要付钱，最后还是黄福霖抢了先，其他人便把手里的钱塞到了老伯的病床下。

围在一旁的群众见状，深受感动，哪里还好意思闹事？

这个说：“楚书记才是我们真正的父母官，好多年我们都没碰上过这么好的父母官了。”

那个说：“这样的好书记，我们就是再困难，砸锅卖铁，也要把税款交足。”

这些话进了楚天舒耳朵，他不但不感到自豪，相反心头酸酸的，十分难受。

贫穷落后的面貌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继续下去。

村民们难，乡镇干部也难！

如今的乡镇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上面今天一项硬任务，明天一个新指标，不是找老百姓要钱的就是要粮的。

地方穷，老百姓出不起，乡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要撤职降职，叫做什么一票否决。要完成任务只有来硬的恶的，一旦情绪对立起来，伤人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农民自然就会上访告状，大骂乡镇干部是土匪强盗，乡镇干部的形象也越来越恶劣，人见人恨。特别是乡镇政府人满为患，大的乡镇动辄上百号人，小的也是数十人，开支巨大，而县里的财政拨款又极有限，惟一的办法还不是在农民身上打主意？

乡镇干部想不做恶人都难，简直成了人见人骂的土匪。而乡镇干部在下面呆着，家不成家，业不成业，对上要挨批，对下要挨骂，惟一的盼头就是能进县城。

可没有过硬关系，或手头没有几个钱去烧香进贡，进城又谈何容易？

大家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乡镇里混着，混得生活没一点生气和滋味，却还得继续混下去，顶着土匪的恶名，聊以度日。

楚天舒懂得农民的难处，也对乡镇干部无比的同情，觉得他们做人实在太难。

想想自己高高在上，不用到农民家里去要钱拿粮，没有人骂你是土匪强盗，手中掌握着老百姓上邀的钱款来修桥修路，人家把你当成救世主，给乡镇解决点小难题，人家喊你青天大老爷，为农民办点实事，人家叫你是父母官。

可是，那么多的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你这个父母官当得称职吗？这么想着，楚天舒不禁感慨万千。

离开杏林乡时，楚天舒等专家教授们上了考斯特之后，特意交代郑有田和黄福霖，新增的农业税征缴指标不要再强行往下摊派了，县里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向市里打报告申请减免，或者通过别的途径予以解决。

想了想，又说：“刚才座谈会说的事，你们心中要有数，不管可行不可行，你们适当做些准备工作，比如摸摸群众的思想，估算一下生产规模，明天专家教授们会提建议，一旦落实了，县里就会有动作，到时你们不要措手不及。”

郑有田和黄福霖连连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