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战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围绕八股取士这个话题,学界也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顾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辈子八股文章,在这方面自鸣得意的老儒也纷纷撰文,对顾炎武等人的观点进行猛烈反驳。
在年轻的读书人当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对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双方大打口水战。
反对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顾炎武那样,本身八股文章写得很好,但认为八股文章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比焚书坑儒危害还大,而坚决反对的;
也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八股文章,感觉考八股文自己没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对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较好的人,还有一批利益群体不容忽视;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来,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写得好,但运气不太好,屡考不中,而因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迹可循,所以他们靠卖八股范文,就能维持生计。
对于这批人来说,取消八股取士,已经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也是反对取消八股取士最强烈的一批人。
这场口水战愈演愈烈,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传统习惯,一朝要全面废除,自然要承受这种顽固习惯的强烈反扑。
一个多月下来,一场大论战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围,已经不下于前方的大战了,正反双方甚至暴发了肢体冲突。
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已经是关系到后方稳定与否的大问题了。
与司马安、吕大器、喻大猷等要员榷商之后,秦牧就这场大论战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大意是说事实不说不清,真理不论不明,欢迎学界就此事展开讨论。但讨论范围权限于学术方面,绝不容许借学术讨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允许借学术讨论之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危及驱除鞑虏大业。双方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求同存异。
诏书中还声明。除了顾炎武的翰林院和新设立的国子监师生之外,大秦所有军政部门的官吏不得参与这场辩论,而要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认真听取正反双方的理由和论据。
为了给大家充足的辩论时间,十月的恩科将向后推迟一个月,并着令顾炎武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设立论坛;
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自由登坛辩论,官方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并承诺只要不涉及到人身攻击,不拉帮结派结党伐异。官方绝对不以言语及罪。
秦牧这道诏书一下,顿时让天下的读书人都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对秦牧都是赞不绝口。
特别是他禁止军政部门的官吏参与讨论。更被视作是公平公正的象征。
毕竟要一个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与之争辩,还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勇气,官员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权势,左右讨论的公正性。
这道诏书同时被读书人认为是开风气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体现。
甚至开始有人把秦牧与唐太宗相提并论。
因为两人有颇多相同之处,俩人都是前朝旧臣。都是起于乱世,都很年轻,唐太宗打天下时不到二十,即位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和秦牧很相似,而且俩人都是文武双全,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又都有虚心纳谏的胸怀。
总之,你越作比较,越觉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道诏书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只是想把这场辩论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响前方战事。
他更没有没想到的是,这道诏书颁布后,原来那些躲避战乱,清居山野的大儒纷纷行动起来,或是撰文参与讨论,或是动身亲赴武昌,准备登坛辩论。
其中隐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罗万藻,以及当初因不满吴学礼大军祸害江西,劝阻无效后愤然隐入庐山的江西巡抚郭都贤,竟不畏战火,结伴赶到安庆城下求见秦牧。
秦牧听说之后,急急迎过江去,极尽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