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日，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日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日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

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日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失败者。

综合洋人的警告和康粱的威胁，本来拟定在春节宣布光绪退位，溥?y登基的计划被打乱了，端郡王当太上皇的愿望暂时落空了。溥?y被立为大阿哥，距皇帝宝座已是一步之遥，但毕竟没有坐上去，载漪很不高兴。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永远不可能坐上那个标志着权力和财富顶峰的座位永远没有了他儿子的份，他会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