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习法家，放低姿态依附儒家，儒家就会有如同默许法家一样，默许甚至是支持杂学的发展…”李恪信心满满道。

李世民闻言，思索片刻便明白了，接着微笑的点了点头。

天下尊儒，儒家乃是帝王统治的根基，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也好、儒家学者也罢，都认识到单单依靠儒家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儒家将民意为天、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民本和仁政的政治思想体系，强调“立君为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仁民爱民”等重要政治原则，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

甚至还继承了西周之时的“以德配天”的思想，提出让君主仿效三代的“圣王”，让帝王和士人成为“君子”。总之，这是要求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地自觉追求圣贤、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最终实现“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的国家治理目标。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让一个社会完全以道德作为行事准则，这显然太过于理想化，完全行不通。

所以，当儒家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法家又不得不在儒家独尊天下的大势当中委曲求全，两者相互接触，瞬间便勾搭在一起……

从汉武帝时候开始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但实际上，中国制度与思想的最顶层都一直是外儒内法。

我们知道法家的老祖宗是韩非与李斯，但其实他俩都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弟子，他们虽然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学遗志，却另辟蹊径将儒学里的另一面发扬光大，儒法之别，一墙之隔，存乎一心，性善即儒，性恶即法。

李斯与韩非在思想上不信任儒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人的本质不是性善，而是恶的，统治者如果只依照道德主义，鼓吹善良品质，最终只会身死国灭，沦为笑话。

所以中国的治国之道，从来都是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儒家重在人治，而法家落于法治，这两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而且儒家的徒子徒孙并不是迂腐书生，只会瞪着眼睛摇头晃脑死读书，他们中的聪明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儒家最讲仁政，但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个人修身可以讲仁，但是一旦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就必须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了。

董仲舒独尊儒术，却依然用的是法家的思想，在仁义与权变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历代统治中国之人，其实都心知肚明，百代都行秦政制，两千年的历史烟雾·弹早已被世人看穿。

汉人认为秦朝亡于秦法太苛，所以汉初的时候就吸取前朝的教训，用与法家对立的道家理论治国。

道家强调“无为而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让市场自己调节，政府少干预。

但是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决定对付匈奴，却深深地感受到没有足够的执行力。

汉武帝想采用法家，却阻力很大，于是董仲舒出来了，尊孔的阻力很小，他同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各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且是儒法并用的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