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商业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开始出现了一种士商，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科考道路中的失利者，最终转向了地位相对底下的商途，像沈绍安就是其中的典型。

对于大部分的儒生而言，他们虽然人人都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可是在现实中，却是“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残酷的现实则是儒生们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终究只有寥寥少数人得以入仕，剩下的人则是在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却要面临着无以为生的惨景。

要知道，对于一个普通百姓家庭而言，想要供养一个脱产不劳动的读书人，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正所谓‘未仕者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如果一个读书人整天忙着干农活，通常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来巩固学业，再加上平日里读书人还需要有一定的人情来往，常常会导致许多人贫不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室。

长期以往，儒生们想要活下去，就只能权通达变，一部分倾向于在民间开私塾，当个教书先生以束脩度日，而即便是这种清贫如洗的生活，也不是每个儒生都能实现的，剩下的士子们在无奈之下，只得投身于过去看不起的商人行业。

另一方面，大明到了中后期时，由于频繁的灾祸战争，再加上皇室宗室开支增加等原因，导致朝廷财政用度日益紧张，于是为了扩充财源，朝廷很快就祭出了大杀器，那就是捐纳制度。

所谓的捐纳，指‘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也就是花钱买官，这一条途径的出现，使得许多无法通过正途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找到了另一条看似更加靠谱的捷径，于是他们也踊跃成为了士商的一员。

但无论如何，通过捐纳途径进入官场的士子们始终要面临着歧视的眼光，并不被士大夫们纳入到主流当中来，而这部分士商也自认为弃儒服贾是在社会风气和生存压力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并不是真心所为。

即便如此，这些士商们也常常在经商过程中表现出士子本色，比如坚持儒家义利观念，保证公平和诚信，甚至还常常用经商得来的钱财用来济民，从另一条道路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同时，对于这些士商们而言，他们也往往不会放弃自己的科考梦想，一旦家境得到好转后，他们就会想办法重新一圆当初的科举之梦，甚至会将希望寄托在子侄身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弃贾还儒的现象。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心理，才使得沈绍安等士商群体隐隐中产生了一丝希望，却又不敢完全相信。

“大都督所言，只怕不容易实现。”

的确，革新军到目前也顶多只是占据了南直隶和两湖，距离天下一统还有十分遥远的距离，可即便统一天下以后呢，难道还真的要跟天下人对着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