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自然不会跟天下人对着干，但是在扶持工商这一点上，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的阻力，原因也是因为明末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从大明朝建立以来，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则是商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超越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晚期的‘隆庆开海’事件，就促使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大发展，前后大约有三亿三千万两白银流入华夏。

但是与此时的西方不同，由于十五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人潮在西方出现，也给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各国开始针对海外进行大规模探索，贸易中心也由地中海逐渐向大西洋、太平洋地区转移，使得西欧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转型。

可以说，在李晟看来，明中期之前东西方的经济差距并不大，但是从这一步开始，双方则是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即西方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促使西方各国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以及原料地，反之华夏则继续处于自然经济的循环中。

对于当时的华夏而言，这一点差距却导致了日后神州接近两百年的屈辱史。

在李晟看来，这里面的很大区别在于重商主义在东西方的发展不同。

尤其是在明末到清初的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东西方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机遇，都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但是因为双方思潮的区别，导致西方更好利用了商业革命，开始追逐世界市场，并且出现了股份公司等一系列经济机构，从而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反之，华夏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重农抑商思想始终处于上风，尽管明朝一些人提出了重商思想，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和继承，等到明朝灭亡后，清朝相对明朝甚至要更加集权专制，以致于彻底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强入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变。

李晟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要从重商思想上入手，幸好在这方面他是有一定的准备。

“你们作为士商，应该听说过两个人，一个是丘仲琛，另一个是汪道昆。”

“丘仲琛？汪道昆？听上去很耳熟.......”

众人窃窃私语，他们当中几乎都读过书，甚至有些人的学问并不算差，至少对于沈绍安而言，他对这两个名字并不陌生。

首先，第一个人物丘仲琛指的是景泰五年的进士丘浚，此人放在整个大明朝，都算得上相当出色的经济思想家，他曾经在个人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率先提出了堪称先进的商业和市场管理思想，在他看来，要积极发展商人的作用，并且强调朝廷不应该对其过多干预，认为市场应该是‘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的模式，即‘听民自便’思想，与后世的小政府理念极为相似。

第二个人物则是汪道昆，他本人出身于徽州富商家庭，在他的著作《太函集，首先提出了农商相应的重商思想以及贾儒结合的儒贾观等，他率先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农商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且他认为钱财只是一种工具，奉行“以义制利”，利用财富来回馈社会。

因此，听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沈绍安对于李晟的好感堪称瞬间拉满。

“大都督以为，我等当以二位前辈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