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对大明王朝还抱有某种幻想，这种幻想一直持续到潼关城破，直到孙督师死于乱军之中为止。

过多劝说是徒劳的，搞不好还会给自己安上个“无君无父”的帽子，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望着孙传庭远去的背影，孙世瑞在心底默默祈祷：

“大清第一巴图鲁，希望你的屠刀不要那么快啊，等一等你的子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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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瑞对崇祯没什么好感。

在摧毁忠臣良将这方面，朱由检要说自己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哪怕皇太极多尔衮来了，也要靠边站。

明末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崇祯一朝，但凡有理想、有能力的文官武将，无不在1644年北京城破前，被朱由检收拾干净，一个不剩。从袁崇焕到孙传庭，从卢象升到郑崇俭·····

以至于最后能苟到南明的，只有史可法、马士英、左良玉、刘泽清之类货色。

作为一名现代穿越者，孙世瑞有理由相信，崇祯最后所呈现出的刻薄寡恩、行事操切，不肯担责的形象，与满清肆意篡改明史脱不了干系。

朱由检的真实面貌，或许和《明史》中的描述，有所出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朱由检的不作为乱作为，明廷在1644年三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原本有机会像南宋、东晋那样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几十年，最后竟是那般充满屈辱、不忍卒读。

朱由检吊死煤山，丢下一堆烂摊子。

首先是太子皇子被人截胡，导致后续弘光隆武等政权缺乏正统，加剧了南明内部的争斗、分裂，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其次，北京的突然沦陷，造成北方文武精英们大量资敌。弘光政权用人捉襟见肘，只能强推马士英、史可法这样的“偏才”，走向历史舞台，和政治手段老辣的洪承畴、冯铨等阁臣抗衡，结果可想而知。

且不论军事胜败，单是政治斗争这方面，南明一众文官，便被原先自己的上司——投降满清的高级文官无情碾压，毫无还手之力。

至于后崇祯时代的明军战力，不提也罢。

以江北四镇为例，学赵构秦桧偏安一隅，对不起，没那个本事；给机会让他们做藩镇，给了机会却不中用！四镇最后连自己人都弹压不住，更别说什么北伐鞑虏，恢复中原。

唯一一个例外高杰，结果还没开始北伐，就莫名其妙被人搞死。

菜，就是原罪。

总结起来，南明之所以如此短命，究其原因，除了几位皇帝法统不足、联虏灭寇失策，将帅离心离德外，崇祯滥杀造成后期南明人才断层（缺乏一个袁崇焕孙承宗式的帅才），也是南明崩溃的重要原因。

孙世瑞进行过多次推演得出结论：

最优解是跟着老爹去陕西，逐步壮大实力，杜绝与李自成张献忠决战。必要时要对他们予以增援。最后，等李闯与建奴杀的不分胜负时再跳出来摘桃子。

这个时期，李闯实力仍弱于满清，顺清双方存在明显差距。

李自成在一片石战败，可以推脱说是准备不足，在潼关，在西安接连战败，就不仅是运气差这么简单了。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没什么理由可讲的。

根据清军每隔一年便入关劫掠一次的规律，崇祯十七年，不论李自成是否攻克北京，多尔衮大概率还要继续进来打秋风。

也就是说到崇祯十七年，不管朱由检是否吊死煤山，顺军与清军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只要能苟过崇祯十七年，一切皆有可能。

在此期间最优解当然是留在父亲身边，留在陕西。

当然，离开老爹，离开体制，模仿某些穿越者那样白手起家，加入流民大军，开局一个碗最后争霸天下。

这样的中二冲动，他不是没有过，只是冷静下来就发现这只存在于网络小说里，根本没有实操的可能性。

明末造反的流民，没有十万也有百万。最后真正成气候的，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绝大多数流民，最终都成了填壕的材料，坚持到最后的，也成了吴三桂、耿精忠他们刷人头的存在。

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人们，编制之外，流贼路线干翻李自成张献忠，最终成功的概率大致小于等于中双色球头奖。

原来，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总之，与其跟着流民大军九死一生——投靠满清这个选项已经被直接排除——不如跟老爹去陕西葛敏老区，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样或许才有一丝丝可能让自己苟到最后。

做出长期规划后，孙世瑞便开始行动。

他行动力极强。

行动力不强的催收员早就提前毕业了。

孙世瑞首先力排众议，去代县变卖了家产。

借着为父请罪的由头，在京城到处撒币。

从司礼监到御马监，从京营到都察院，连钦天监的红毛夷，都收到了孙公子赠赠。

汤若望收了钱，俨然化身教父，伸手在额头一点：

“愿主保佑你，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