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的剧情一马平川,具有完整人物弧光的角色,也只有刘东君一个,讨论自然就围绕着刘东君的变化展开。
第一个提问的是战史专家余与飞,他是沙教授的同事,老沙跟组常驻外景地之后,他就把审核剧本的活儿接了下来。
“陈导,开场时的主角,是不是有些过于木讷了呢?
半岛战争确实有一部分新兵参战,因为1950年10月开国之前,我军陆续复原和转业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兵干,半岛开战之后,才紧急扩招了大批新兵入伍来填补缺口。
不过新兵入伍之后,各地武装部会组织一个半月的基础军事训练,抵达东北之后,又是一个半月的适应性训练,也就是说,每个新兵都要经过3个月训练才会加入半岛战场。
我看剧本里的设定,领受任务之前,主角还在天马山地区驻扎过,照此推算,他起码经历过小半年的军旅生活。
按照我军传统,主角一定经受过相当程度的军事与政治教育,他的精神面貌,理应更加积极、乐观、主动。”
到底是战史专家,第一个问题就打在了陈一鸣的七寸上。
他昨天忽悠于大主持的那套词,继续用在这里肯定不合适。
文艺作品,讲究抓取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
如果是普通剧情片,主角怎么定人设都可以,但《1951》是主旋律电影,主角的人设需要凝聚我军新兵的典型特征。
一个木讷的乡村少年,经过3个月的军营锤炼,居然还是一副听天由命麻木不仁的样子,这说得过去吗?
你这个导演,对人民军队到底保有多少信任?
陈一鸣其实可以用“强化反差凸显人物弧光”的说辞应付过去,这也是前世他拍神剧时用惯了的套路。
正所谓压得越狠弹得越高嘛,为了破除伟光正的既定形象,《亮剑》还塑造了一个活阎王团长呢,也没妨碍那部电视剧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啊!
不过陈一鸣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再坦诚一些,以二次创作为由剪裁历史的做法,无异于指责余教授“你又不懂拍电影”,简直是无赖行为。
前世的名导们有底气把战史专家当摆设,肆意放飞自己的艺术创造力,陈一鸣可不想这么干。
他深吸了一口气,最后调整了一下措辞,这才开口答道。
“各位老师,我是个新人导演,思想浮泛认知肤浅,自认为只够格拍一个年轻主角。
剧本里主角的成长,其实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为模板的。
我承认余老师的意见更符合历史原貌,那个时代的新兵,经过人民军队的洗练锻打,一定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肯定会有反例,但放大到一个群体,必然是昂扬向上的大趋势,因为人是会被环境带动的,不如此不能解释我们在半岛取得的伟大胜利。
不过从导演的本职出发,我也必须实话实说,《1951》所要服务的受众,首先不是在座的各位老师,而是普通的华国观众,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观众。
他们,才是当前阶段国产电影的主流受众。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自己代入到电影里的刘东君身上时,是没办法理解余老师所指的那种‘脱胎换骨’的。
我是没当过兵打过仗,但我经历过集体生活,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跟我一样,代入主角时都是通过集体生活来移情。
举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相对贴合我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
我上学时在东北,每年冬天都会组织中小学环城接力跑活动,要求每个班级出10个人。
零下十几度在外面跑步,还要比积分排名次,策划活动的人可能很得意,但是具体执行活动的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全都怨声载道。
然后这10个参赛选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所在的班级,1个是体育委员,1个是校体育队的,他俩属于无从推托那一类。
2-3个是主动报名的,至于动机各不相同,我了解过的有追女孩子、出风头、报给老师看、想当班干部,反正与集体荣誉无关。
剩下的名额,分组抓阄,谁倒霉谁上。
我个人的感受,所谓的集体荣誉,只有在开校运会时能令我有所触动。
不过也仅限于当啦啦队加油的时候,像我这种四体不勤的,真让我为了班级荣誉去跑3000米,也还是不肯的。
一个人的三观源于他的认知,我去构思刘东君这个人物时,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三观。
他在我最初的想象中,是个什么形象呢?
大概就是剧本开头持中略正的样子。
因为我接触过的集体,成员的品性就是这么分布的,特别无私与特别自私的属于极个别,漠不关心的小部分,随大流的一部分,一般热爱的大部分。
如果提炼一下当代部队新兵的典型形象,积极性主动性肯定要比学生强一些,但一定强得有限。
毕竟再封闭的集体,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战士们抗洪救灾不畏艰险不眠不休,不等于他们在干活儿间歇不叫苦不抱怨,也不等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发牢骚。
这是一个导演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创要让故事的逻辑,符合观众的心理认知。
而不是反过来,指着电影跟观众说,真实历史就是这样的,不理解是你内心阴暗无知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