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的剧情一马平川，具有完整人物弧光的角色，也只有刘东君一个，讨论自然就围绕着刘东君的变化展开。

第一个提问的是战史专家余与飞，他是沙教授的同事，老沙跟组常驻外景地之后，他就把审核剧本的活儿接了下来。

“陈导，开场时的主角，是不是有些过于木讷了呢？

半岛战争确实有一部分新兵参战，因为1950年10月开国之前，我军陆续复原和转业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兵干，半岛开战之后，才紧急扩招了大批新兵入伍来填补缺口。

不过新兵入伍之后，各地武装部会组织一个半月的基础军事训练，抵达东北之后，又是一个半月的适应性训练，也就是说，每个新兵都要经过3个月训练才会加入半岛战场。

我看剧本里的设定，领受任务之前，主角还在天马山地区驻扎过，照此推算，他起码经历过小半年的军旅生活。

按照我军传统，主角一定经受过相当程度的军事与政治教育，他的精神面貌，理应更加积极、乐观、主动。”

到底是战史专家，第一个问题就打在了陈一鸣的七寸上。

他昨天忽悠于大主持的那套词，继续用在这里肯定不合适。

文艺作品，讲究抓取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

如果是普通剧情片，主角怎么定人设都可以，但《1951》是主旋律电影，主角的人设需要凝聚我军新兵的典型特征。

一个木讷的乡村少年，经过3个月的军营锤炼，居然还是一副听天由命麻木不仁的样子，这说得过去吗？

你这个导演，对人民军队到底保有多少信任？

陈一鸣其实可以用“强化反差凸显人物弧光”的说辞应付过去，这也是前世他拍神剧时用惯了的套路。

正所谓压得越狠弹得越高嘛，为了破除伟光正的既定形象，《亮剑》还塑造了一个活阎王团长呢，也没妨碍那部电视剧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啊！

不过陈一鸣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再坦诚一些，以二次创作为由剪裁历史的做法，无异于指责余教授“你又不懂拍电影”，简直是无赖行为。

前世的名导们有底气把战史专家当摆设，肆意放飞自己的艺术创造力，陈一鸣可不想这么干。

他深吸了一口气，最后调整了一下措辞，这才开口答道。

“各位老师，我是个新人导演，思想浮泛认知肤浅，自认为只够格拍一个年轻主角。

剧本里主角的成长，其实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为模板的。

我承认余老师的意见更符合历史原貌，那个时代的新兵，经过人民军队的洗练锻打，一定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肯定会有反例，但放大到一个群体，必然是昂扬向上的大趋势，因为人是会被环境带动的，不如此不能解释我们在半岛取得的伟大胜利。

不过从导演的本职出发，我也必须实话实说，《1951》所要服务的受众，首先不是在座的各位老师，而是普通的华国观众，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观众。

他们，才是当前阶段国产电影的主流受众。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自己代入到电影里的刘东君身上时，是没办法理解余老师所指的那种‘脱胎换骨’的。

我是没当过兵打过仗，但我经历过集体生活，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跟我一样，代入主角时都是通过集体生活来移情。

举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相对贴合我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

我上学时在东北，每年冬天都会组织中小学环城接力跑活动，要求每个班级出10个人。

零下十几度在外面跑步，还要比积分排名次，策划活动的人可能很得意，但是具体执行活动的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全都怨声载道。

然后这10个参赛选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所在的班级，1个是体育委员，1个是校体育队的，他俩属于无从推托那一类。

2-3个是主动报名的，至于动机各不相同，我了解过的有追女孩子、出风头、报给老师看、想当班干部，反正与集体荣誉无关。

剩下的名额，分组抓阄，谁倒霉谁上。

我个人的感受，所谓的集体荣誉，只有在开校运会时能令我有所触动。

不过也仅限于当啦啦队加油的时候，像我这种四体不勤的，真让我为了班级荣誉去跑3000米，也还是不肯的。

一个人的三观源于他的认知，我去构思刘东君这个人物时，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三观。

他在我最初的想象中，是个什么形象呢？

大概就是剧本开头持中略正的样子。

因为我接触过的集体，成员的品性就是这么分布的，特别无私与特别自私的属于极个别，漠不关心的小部分，随大流的一部分，一般热爱的大部分。

如果提炼一下当代部队新兵的典型形象，积极性主动性肯定要比学生强一些，但一定强得有限。

毕竟再封闭的集体，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战士们抗洪救灾不畏艰险不眠不休，不等于他们在干活儿间歇不叫苦不抱怨，也不等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发牢骚。

这是一个导演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创要让故事的逻辑，符合观众的心理认知。

而不是反过来，指着电影跟观众说，真实历史就是这样的，不理解是你内心阴暗无知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