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不作死就不会死。纵观中国历史，许多野心勃勃的权臣、奸雄，基本都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可以说，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绝大多数，都是被自己的野心、权欲葬送。
例如，南北朝时期，北魏末年的权臣尔朱荣，在乱世中抓住时机，平定六镇起义、击灭葛荣、打退陈庆之北伐，迅速崛起壮大，权倾朝野，成为了北魏王朝的实际掌控者，最大的一股割据军阀。
客观地讲，尔朱荣的军事能力，可圈可点。但是，他的政治韬略，真不敢让人恭维。执掌大权后，尔朱荣立刻开启了作死模式。尔朱荣率军入洛后，悍然炮制了“河阴之变”，出动精锐铁骑，大肆屠杀北魏文武百官，自丞相、高阳王元雍以下两千余名朝臣，全部被杀戮殆尽。后来，尔朱荣更是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企图染指皇权，篡夺北魏江山，自立为帝。最终，尔朱荣的这种作死行为，彻底激怒了北魏孝庄帝元子攸，被元子攸设计杀死，一代枭雄悲情落幕。
与奸雄尔朱荣一样，隋唐时期的边军大将罗艺，也是这样一个故意作死的异类。罗艺最后的人生悲剧，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自己天性作死，直到最后落得个起兵谋逆，身首异处的下场。
面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主动示好，罗艺非但没有一丝庆幸，反而愈发不安起来。在罗艺看来，自己曾经是隐太子李建成的旧部，并得罪过新皇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肯定会杀人立威，拿自己开刀。而且，罗艺的思维异于常人，唐太宗对他越好，越礼遇有加，他便越觉得李世民不安好心。
首先，便要来看一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是如何对待罗艺这个隐太子旧部呢？李世民是否像罗艺想的那样，准备秋后算账，开刀问斩呢？没有，恰恰相反。李世民非但没有秋后算账，反而对罗艺继续委以重任，不计前嫌。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特别想极力笼络罗艺。因此，唐太宗即位一个月后，武德九年626年十月，李世民分封开国功臣，总共晋封四十三位建唐功臣。其中，以太上皇李渊在位时的宰相裴寂，排在第一位，罗艺亦在当中。唐太宗拜罗艺为开府仪同三司，食邑一千二百户。这个食邑数量，与平阳昭公主的丈夫驸马柴绍，基本相当。
显然，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是在向罗艺表示自己的诚意。李世民的言外之意，告诉罗艺，虽然你曾经得罪过我，但只要你可以安分守己，我李世民作为皇帝，可以既往不咎，继续对你委以重任。
试想一下，罗艺曾经得罪过唐太宗，结果，皇帝宽容大度，主动降低姿态，不计前嫌，还对其封官赐邑。如果换成别人，回家烧高香吧，对唐太宗感恩戴德吧！可是，碰到的是罗艺这个异类。
罗艺是一个有着逆向思维的人，唐太宗对自己越好，他心里越发不安。依照罗艺心胸狭隘的性格，自己得罪过李世民，李世民肯定耿耿于怀，处心积虑地报复，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唐太宗竟然继续对自己委以重任，丝毫不计前嫌。这样一来，罗艺心里犯起了嘀咕，李世民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这种行为有些反常。
思来想去，罗艺得出了一个结论，李世民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别有用心，准备对自己实施捧杀。李世民先用高官厚禄套住自己，让罗艺暂时放松警惕，然后，趁着罗艺不备，一举将其除掉。正因如此，玄武门之变后，罗艺一直对李世民保持着高度戒备，总是担心李世民会从背后捅刀子。
不得不承认，罗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脑洞大开。本来，一些特别简单的事情，经过罗艺的大脑，瞬间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罗艺的这些想法，完全都是他一厢情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上，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绝不是罗艺想象的那样阴暗、下作。如果李世民真是这样一个阴暗之人，就太小看唐太宗了。那么，他也就不会开创出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也不会成为光耀千秋的一代圣君。相反，唐太宗不仅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睚眦必报之人，而是一个真正具有容人之量的王者。
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明，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非常善于化敌为友，平衡各方矛盾，宽容对待臣下，驾驭群臣的皇帝。这样海纳百川的王者气度，恰恰是唐太宗的魅力所在，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从以下的几个事例，便能清楚地看出唐太宗的王者魅力。
玄武门之变，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成功杀死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掌控大局。然而，李建成虽死，但太子集团的残余势力，依旧存在，随时可能向李世民反扑。怎样处置这些太子集团的残余势力，成为了李世民执掌大权后的首要任务。从处置太子一党的残余势力，足以看出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当时，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诸将向李世民一致建议，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从前的一百余名亲信，全部诛杀，并将他们的家产一律没入官府，以便赶尽杀绝。大家都赞成这个做法，起初，李世民没有禁止，默许了诸将的想法。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眼看就要在所难免。
关键时刻，有人站了出来，阻止了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谁呢？猛将尉迟敬德。自从归顺唐朝以来，尉迟敬德便一直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追随李世民四处征战，对他忠心耿耿。而且，李世民数度战场遇险，都是尉迟敬德杀入敌阵，救了李世民的性命。所以，李世民十分信任尉迟敬德，将他视为心腹爱将。
如今，诸将一致请求，诛杀太子、齐王一党，尉迟敬德觉得，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骚乱，将秦王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场杀戮。于是，尉迟敬德便向李世民进言：
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资治通鉴
听了尉迟敬德的建言，李世民顿时恍然大悟。其实，李世民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他非常清楚，玄武门之变后，人心惶惶。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人心，稳定政局，不能一味地依靠血腥屠杀来诛除异己。那样，只会激起更大的动荡，还有损自己的形象，得不偿失。
第二天，李世民向父亲唐高祖李渊请旨，大赦天下，其实就是通知皇帝老爹一下。反叛的罪名，只追究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对于其他的太子、齐王党羽，一概既往不咎。这样一来，玄武门之变遗留下来的恐怖阴影，终于渐渐散去：
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仍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的头脑，保持着高度的清醒。除了没有大肆株连太子党羽以外，另外，李世民对于自己曾经的政敌，也是表现出令人折服，极具魅力与智慧的一面。
前面说过，李世民非常善于化敌为友，能够让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心甘情愿，投到自己麾下效力。关于李世民的化敌为友，史书中，留下了不少令人称赞的故事，这种事情，比比皆是。
举一个例子，首先，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即征服朝中的对立派。这个主要的对象，就是原来东宫的主要成员，李世民曾经的敌人。对于这些曾经与自己作对的政敌，李世民的处理，总结起来，十六字方针：不计前嫌，既往不咎；宽宏大量，收为己用。
李世民认为，原来太子集团的许多成员，都是大唐建国以来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将他们收到自己的旗下，那么，他们将来都会是新朝的股肱之臣。所以，对于原来东宫与齐王府的骨干成员，李世民没有采取血腥的屠杀，没有将他们斩尽杀绝。以两个人为例，用来证明李世民的化敌为友。
第一个化敌为友的对象：魏征。
李世民用自己的宽宏大量，凭借个人魅力，征服朝中对立派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魏征。
众所周知，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智囊”、第一谋士。在李建成、李世民的储位之争中，魏征与王珪二人，一直是李建成的左膀右臂，多次为李建成贡献奇谋妙计，多次险些将李世民置于绝境。比如，建议李建成挂帅亲征河北，趁机结交山东豪杰，便是出自魏征的手笔。可以说，李世民和李建成有多大的仇，就和魏征有多大的仇。
在李建成、李世民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中，魏征作为太子集团反秦王的急先锋，经常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可以说，是李世民政治上的劲敌。对于这个天纵奇才的劲敌，按道理讲，李世民在获得最高权力后，应该恨不得将魏征生吞活剥。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对于这个曾经千方百计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李世民并没有进行报复，而是对他委以重任。
不过，李世民对于魏征的宽恕，有一点点特别，恩威并施，胡萝卜加大棒，先压一压魏征的锐气，敲山震虎，再大度地宽容他。李世民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要目的，无非是想让魏征从心里对自己产生敬畏。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特意传召魏征。魏征到了之后，李世民脸色铁青，故意质问于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意思是说，你一介外臣，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情？短短的一句话，尽显威势。
面对李世民隐含杀气的质问，所有人都不由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如果回答得不好，说不定，立刻就会身首异处。没想到，魏征从容不迫，正色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如果当初太子李建成能够采纳我的建议，你李世民还能会有今天吗？回答得不卑不亢，正气凛然。
魏征此话一出，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坏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魏征这家伙不是找死吗！万万没想到，听了魏征的话，李世民好像突然明白了，觉得魏征此人很有个性，立刻改变了态度，不谈这个话题。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对魏征以礼相待，马上给他安排工作，任命其为詹事主簿。
之后，到了唐太宗即位，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二人，更是留下了进谏纳谏，君明臣直的千古佳话，君臣二人，共同缔造了“贞观之治”。与此同时，唐太宗、魏征的君臣佳话，成为后世无数君臣为之效仿的典范。
第二个化敌为友的对象：薛万彻。
薛万彻与其兄薛万均，从前都是罗艺的部下，以骁勇善战闻名，是隋末唐初赫赫有名的一员战将。罗艺之所以能够稳坐幽州，在河北夹缝求生，全部仰仗于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的奋力作战。
后来，罗艺率部归唐，薛氏兄弟自然也跟着一起降唐。太子李建成深知薛万彻是一员猛将，便将其招入麾下。不久，李建成又安排薛万彻，在齐王李元吉手下效力，担任齐王府副护军。
由于秦王集团的军事力量，过于强悍，为了和秦王府抗衡，李建成私自在长安及周边地区，招募了两千余名骁勇，充当东宫警卫部队。这两千余名骁勇，分别屯守左、右长林，名为“长林兵”。这支两千余人的“长林兵”，就是李建成的私人武装，薛万彻便是统率“长林兵”的将领之一。
在玄武门之变中，薛万彻与他的两千长林兵，差一点就让李世民的计划功亏一篑，也险些端了李世民的大本营。所以，论起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私人恩怨，薛万彻一点儿也不比魏征少。
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建成、李元吉单骑入宫。不料，李世民亲率八百精锐，提前埋伏于玄武门内，守株待兔。等太子、齐王进入之后，李世民立刻关闭宫门，伏兵四处，以最快的速度，杀死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占据了主动。
可是，太子、齐王的武装势力，距离玄武门不远，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当时，驻守东宫的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听说太子丧命于玄武门，叹息一声道：“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
于是，冯立与时任齐王府副护军的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率领东宫、齐王府两千长林兵精锐，直扑玄武门，准备为太子和齐王报仇。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仅仅带了八百秦王府精锐，加上玄武门的守军也不够。东宫、齐王府的兵马，足足有两千精兵。所以，李世民一时在玄武门独木难支。
就这样，秦王府的部队与东宫、齐王府的两千长林兵，在玄武门展开了一场激战。驻守玄武门的人，是李世民麾下大将张公瑾，此人天生神力，臂力过人，独自一人关闭了城门，将冯立、薛万彻等人挡在了玄武门外：
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瑾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 《旧唐书·张公瑾传
冯立一看进不了城门，索性开始强攻玄武门，双方展开大战。因为李世民兵力单薄，对此，李世民的妻舅高士廉，为了支援李世民，急忙释放监狱里的囚徒，给他们分发武器，临时拼凑起了一支队伍，赶至芳林门，与玄武门守军形成夹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