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方面，梓涵和王思哲相比也逊色不少。

他此时已经借调到总行人力资源部工作，他的论文导师又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这种经历已经和梓涵拉开了差距，虽然此时梓涵已是副处长，而他还是科级干部，但成功不分先后，路遥知马力。

回到省行，梓涵只是把总行要求做尽职调查的事情形成了书面文件，拟定了一个通知下发全辖各部门、分支行，按照总行有关文件提到的，在这个通知里强调：要求各级一把手亲自负责，切实做好这次上市前的尽职调查工作。

如果一纸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恐怕这世界上就没有难事了。

李行长看了文件，把梓涵叫过去问了几个问题：上市前的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内容，一把手知道吗？你觉得还应该做哪些具体的说明？你们部门对于这项工作怎么分工的？收集汇总文件资料的时间表做好了吗？

梓涵知道，他虽然把总行这次会议精神通过文件传达了，但是，接到文件后，各个部门、分支行如何理解，他恐怕一无所知。

梓涵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都知道上市前尽职调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法律处仅仅发发文件，然后把资料收上来，再转给总行，这恐怕太过于简单了。

李行长这样说，通过问问题的方式，其实就是在提醒梓涵：你想问题太简单了。

甚至他可能觉得，如果这样发文件，事情将无法如期完成。

正确的操作思路应该是：将总行的会议精神汇报给省行所有行领导，再由行领导牵头，法律处负责召集一次由各部门、分支行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传达文件，并由省行的一把手对他们提出指示，引起各部门的重视，然后再由法律处负责收集整理资料、解答疑惑、解决具体问题。

各部门的执行力参差不齐，如何协调和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这样一个边缘化或者至少是“非主流”的部门发出的要求得以贯彻落实，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法律处内部的分工，梓涵已经做好，时间汇总表他也做了出来，这些处室内部的事情好协调，但是让他去对各部门、分支行一把手发号施令，他目前的确没有这个胆量，更没有这个经验。

后来，针对这个事情，梓涵和延兵在电话里交流了很多次，延兵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考虑到大家都是第一次搞这种事情，不宜过分苛刻要求，所以，他们这个部门将承担这项工作更多的内容，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做好预案。

律师事务所要求的尽职调查内容涵盖各个方面，好在同时进行尽职调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上市的要求也非常详细、非常具体，有些内容和律师事务所的尽职调查是重复的。

但是，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接的财会处布置这项工作的方式，是直接召集各部门和分支行一把手开了会，徐行长做了指示，并要求将完成会计师事务所尽职调查工作的成果，作为年度考核一把手业绩的一个方面，这样就足以引起了各部门一把手的高度重视。

既然财会处已经做了这项工作，法律尽职调查的内容应该比财务方面的东西少一些，简单一些，对于资料收集方面的工作，完全可以互补。

所以，针对上次文件内容，梓涵又陆续发了几个说明。这些都是操作性的文件指引，对于各分支行一把手来说，这些具体的操作显然不属于他们关心的范畴。于是，一把手会将这些工作甩给副职，自己去抓其他“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