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山上有八个大型的草坪，这八个草坪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排列，并且与北回归线垂直，当地史籍称之为天坪，也叫“仙圩”。

祭奠坛，正位于北回归线上。它由一个直径7.2米，高0.6米的圆柱形台和一个长24米，宽6米，高0.6米的长方形台和一个直径12米的水池组成。圆柱形台由每一块重达数吨的巨石拼砌而成，这种方圆组合的建筑物明显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造，表达出前人天圆地方的理念。古骆越人有在栖身中间邻近的高山顶建造祭奠坛以祭奠天公地母的民俗。天公是雷神，地母是稻神。大明山水陈峰上的寰宇庙就是这一民俗的遗存。壮语称这类的祭奠坛为“岜娄”（意为祭奠山），把这一祭奠活动称为“娄蚆”（意为雷神祭），壮族着名的师公舞“大酬雷”就是这一民俗的遗存。大明山地区广泛流传古骆越人在太阳直射大明山顶的夏至日到大明山祭奠和练功的民俗，认为在这一时刻和地点祭奠可以达到寰宇人三界神沟通和寰宇人三气同步摄生的目的。

广西崇左市境内广泛分布着典型的热带岩溶地貌，左江及其支流明江蜿蜒流淌，曲折盘旋于群峰之中。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的700年间，生息繁衍于崇左境内的骆越人，选择大江转弯处的陡峭崖壁上绘制岩画，用巨大的赭红色“蹲式人形”记录了距今约2000年前的祭祀场景，与山崖、河流和台地共同构成了神秘而震撼的文化景观。骆越先民如何在陡峭的山崖间留下如此大规模的记录画作，

这些令人震撼的岩画，一是高。岩画均在临江的高大峭壁上，画面大多分布在距离水面15~100米之间，最高达130米。二是多。38个岩画点中，共有107处岩画，3800多个图像，分布在105公里长的河段。三是巨大。岩画中约有3311个人物图像，其中500多个正身人像的高度为1~1.8米，在岩画遗产中属于个体人像较大或巨大的。

岩画真实记录了骆越人群体祭祀的场景——众多的侧身人围绕着一个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装束特殊，脚下大多有狗等动物，很像是行祭的指挥或灵魂人物。画面还表明，人们跳的不是即兴舞蹈，而是一种受某种观念强烈制约的、形式固定的集体舞蹈。

花山岩画的创作持续了700多年，经历了兴起—成熟—简化—衰落4个时期。第一期约为东周中晚期，人物圆头细颈，上身呈柱形或三角形，画面构图简单；第二期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人物有长方形的脑袋，有“Y”字形头饰，还佩带刀剑，并且出现了“众星捧月”的宏大场面，艺术水平达到顶峰；第三期大致为西汉中后期，人物变成了细方头，宽胸细腰，头饰更为简单，人和动物都很瘦长；第四期约在东汉时期，岩画数量明显减少，人物线条纤细，画面组合单调，排列无序。

武鸣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是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辖县。

元龙坡数百座先秦古墓再现人间。1988年发表的“发掘简报”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在元龙坡西南约300米的安等秧山也发现了战国古墓群！共发掘清理了350座墓葬，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骆越古地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墓葬群，也是最早、最大的骆越墓葬群。

元龙坡各墓穴在形制、规模和陪葬器物方面差异较大，珍贵的器物多出在坡顶中心的大墓中，如最珍贵的青铜卣就出在位于墓区中心地位的M147号大墓中，而一些位于墓区边缘的墓穴陪葬物很少或者没有，。出土的110多件青铜器中，兵器就占了93件，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兵民合一的常备军队。骆越有了自己的国家，这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之一就在元龙坡附近。

铜鼓作为一种民族民间乐器，大约从公元前八世纪起，就在我国云南中部地区产生，嗣后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沿着大江大河分布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和东南亚各国。广西是铜鼓最重要的分布地区。

铜鼓在广西境内分布广泛。桂东南、桂南和桂西南各县都有古代铜鼓出土和流传，出土铜鼓最密集的地区是玉林、贵港、钦州、南宁市境，梧州南部、来宾、柳州等市境也时有出土铜鼓纪录。桂西北自龙胜、三江沿桂黔、桂滇边境各县，晚近时期仍有不少民族使用铜鼓，传世铜鼓最多的是河池和百色两市境内，以红水河流域最集中。铜鼓产生于从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的初期，那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主持祭祀和指挥军阵的大权已被少数贵族首领所垄断，用于祭祀和战争的铜鼓，已经不是一般的乐器，而是少数贵族所占有的、象征财富与权力的重器。随着祭祀活动的频繁，铜鼓也常陈列于祭器当中，逐渐的被赋予神秘色彩，成为通灵的圣物，演变成为沟通人神的礼器。

如果将出土铜鼓和流传铜鼓的地点填入广西地图，铜鼓分布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广西，若以县、市为单位计算，曾经出土或使用过铜鼓的县、市已达79个，占总数88％以上。

自汉至唐，铜鼓由乐器转化为民族首领的权力重器和神器，铜鼓文化在广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以后，中央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铜鼓的权力重器功能逐渐下降和衰微，但其神器和乐器功能仍在提升。